王小鲁表示,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疫情冲击下的衰退,走向了复苏,在世界上表现是相当出色的,但是现在仍然面临若干挑战。
第一,疫情的影响还没有结束。消费受疫情影响很大,而且难以马上恢复并进入常态。
第二,国际形势仍不乐观,其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可能性处在衰退状态。“中国的1—9月份的进出口仍然是负增长,虽然近几个月有恢复,但是未来的前景似乎还不乐观”。
第三,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还没有得到根本纠正,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债务负担过重、效率偏低,这些问题仍然存在。
第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成。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状况虽然在理论上是取得了共识,但是在实践中间往往出现不同的情况,局部走回头路的情况还有出现。
第五,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待理顺。“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各种过度干预市场、过度干预企业的情况。但是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良好的法治环境等等,在这方面政府还有待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王小鲁说。
第六,收入差距仍然过大。少部分人生活进入了现代化,但是其余的10亿人左右,大概平均年收入不到2万元。“我们的基尼系数仍然在0.46、0.47左右,这样巨大的收入差距对我们未来经济的平衡发展是会有影响的”,王小鲁强调。
第七,在技术创新方面,我国企业的技术模仿多、前沿创新仍然不足。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革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同时要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以激发企业创新研发的动力。
在王小鲁看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仍然会处在中低速增长区间,大约在3%-5%的范围。他强调,政策不宜追求更高的增长率,重点要放在调结构、促平衡、恢复市场动能,通过改革来保证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巨大的潜力,但是有很多领域的改革需要继续推进才能够消除未来发展的障碍”。
他提出九项政策建议。
第一,需要建立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需要降低产业进入的门槛,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需要对内开放。需建立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二,保持货币中性,降杠杆、除泡沫。“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短期内可能有效,但是不宜作为长期政策来使用”,王小鲁表示,“十四五”期间,希望能够把M2和社会融资的年增长率控制在不超过GDP增长的2个百分点的范围以内,同时设立降杠杆目标。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土地制度等等各方面的改革。
第三,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十四五”期间建议通过加快推进改革和政策调整,首先解决两亿多人中间一半人在城镇安家落户的问题,同时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和保障房的覆盖率,解决一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农民工随迁子女有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包括在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权利。
第四,改革财税体制,改善政府支出结构。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应从政府投资转向保障民生,降低政府投资和政府行政性支出所占比重,扩大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等方面的支出。同时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医疗教育和保障房的最低公共服务标准,把这些标准和转移支付制度进行挂钩,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有的放矢,有效地解决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还需要增加国有资本对社保基金的补充,来降低企业缴税负担。“我们在疫情期间减免企业的社保基金缴税确实起到很大作用,让企业松了一口气,但是疫情之后,我认为还需要继续减轻企业缴税负担”,他说。
第五,开放土地市场,稳定地价房价。“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土地市场的情况是需要改变”他称,要解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问题,同时农民的闲置宅基地也能够进入市场。当然对过高的土地收益可以征收土地增值税,用来平衡收入分配。
第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应当按照“市场导向、效率优先、优胜劣汰”的原则来进行改革。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要从行政性管理方式转向资本管理方式,政企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设计,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引进竞争性原则、效率原则,不要按照所有制来划分主次。天然垄断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应当引进社会监督。
第七,调整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回升。王小鲁表示,我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仍然过低,需要进一步地提高,收入差距仍然过大,需要改善。要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促进过低的消费率降低。
第八,在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方面,需要实行市场优先的产业和科技政策,多鼓励公平竞争,少用特殊优惠,少用行政干预和价格干预政策。各级政府不应该超越法律对企业进行干预,减少产业的进入限制、进入门槛,消除所有制歧视,依法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鼓励企业创新,鼓励风险投资,促进产学研结合。
第九,教育要去行政化,要打破垄断,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职业教育,推动人力资本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