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爆发前沿
白强:2017年1月5日,武汉当代集团正式宣布收购重庆力帆俱乐部90%的股份。这是一笔巨大投入,请问艾总,这盘棋下这么大,您是如何考虑的?
艾路明:我年轻的时候对足球很有想法,热衷足球,爱看足球,那时我就觉得中国足球应该做起来。其实发展近三十年来,中国足球还在不断挣扎,中超球队中唯一没有换名字的就是河南建业,中国足球仍需往前走。
现在的中国足球,或者说中国足球背后的整个体育产业已经到了收益爆发的前沿。在当前体育产业巨大市场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是否应该进入?
全球体育行业有近10万亿美元的市场,从转播、体育产品,到服装、汽车、赛马、围棋、马拉松等等,背后都有巨大的资金和市场的供应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要进入这个产业领域就必须买“门票”,如成为中超俱乐部成员。跨过门槛进入这个产业,才有可能了解这样巨大的体育市场内部是如何分配、如何运营的。例如电影产业,外人看不懂,只觉得电影热闹,但电影制作的背后有一整套规则,如果不进入电影产业是无法了解这套规则的,体育也是如此。近来,我们连续做了几个动作,从最早的收购NBA股份,到中超广告,再到奥运广告,一步一步了解到整个体育产业背后是有规则的,这套规则需要入门门槛,对中国来说,中超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志。
实际上,我们也会关注与体育产业相关的产业,如运动服装、器械等,未来如果有可能,我们还会涉足国际赛马产业。
中国体育产业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给体育产业带来爆发的可能性。如果你本来就关注体育运动产业,现在是进入这个产业较好的时机,不妨加大力度来考虑。
白强:2017年7月12日晚间,当代明诚公告了对于新英体育的购买预案,以5亿美元的价格,正式收购100%新英体育股权。新英虽然拥有英超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转播权,但2019年就要到期,而2019-2022赛季英超独家版权已经被苏宁体育“抓走”。对于这一点,您又是如何考虑的?
艾路明:首先,我们虽然花了5亿美元收购新英体育,但反过来看,新英体育账面资金有这么大,根本不用担心利润问题。
第二,苏宁以高价获得2019-2022赛季转播权,未来我们也可以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IP转播权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其实有一个判别标准,超过了标准会亏损,低于这一标准就盈利,在投资时必须有持久的判断。凡涉及到中国区域产业时,它的放大效应与运作有巨大关系,这涉及到对市场结构、想法和策略的深刻理解。虽然未来几年的运营权被苏宁拿去了,但是如何让它盈利?在这一问题上苏宁可能更看好我们。
白强:胡总,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足球,最初的初衷是什么?
胡葆森:就是傻。很多了解中超历史的人都知道,1992年中国在体育领域进行职业改革,用足球做试点,要求当时全国24个甲级队找到自己的赞助商,转型为股份制职业化的俱乐部,1993年底必须改革完。但到1994年初,河南队还找不到赞助商。除了沈阳部队足球队找不到赞助商决定退出外,全国22个球队都完成了改革,只剩下河南一家没有改,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显得河南企业很无能。那时我很“傻”的冲了上去,出于一种情怀,觉得河南体育还是很重要。当时我们公司很小,刚成立不到两年。后来我也跟媒体说,当时比我们有钱的企业不热爱足球,比我们热爱足球的企业可能没有我们有钱。基于这个原因,球队就落到了我身上。
艾总虽然涉足体育领域时间不长,但是做得很成功,因为他很快就捕捉到了体育的商业属性,捕捉到了其中的规则和规律,以及对趋势的判断,这点我非常佩服。我做足球主要围绕社会属性,或者文化属性。
体育本身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这是它的社会属性。从文化属性上来说,它是人们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追求精神文明的某一载体。今天有一亿多河南人,在海外、省外就有几千万,足球是他们联系家乡的一条重要情感纽带。去年10月我到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下飞机,当地河南同乡会两千多位球迷到酒店看我,让我很感动。他们虽然远离祖国河南,却组建了球迷足球队。
欧洲也是如此。大约十年前,我们俱乐部总经理随中国足球考察团到欧洲考察。在曼联俱乐部,他们介绍,有一位球迷现在的座位是他爷爷50年前买的,后来传给了他爸爸,他爸爸又传给了他。而在法国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有个球迷每次看球都抱着一个盒子,那是他爸爸的骨灰盒,他爸爸遗嘱里有一条:如果有圣日尔曼比赛,一定要把他带到现场。这就是精神、灵魂和信仰,足球已经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人逐渐富起来了,体育将会成为生活中越来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对河南足球24年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白强: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这24年的历程,您会用什么字?
胡葆森:爽。实际上我想说“苦”,但要是不给自己鼓劲,我早就放弃了。
白强:方总对体育产业有何看法?
方陆:艾路明总谈的是足球的产业化,但我内心对产业化仍有些抵触,因为产业化就是做生意。的确,中国体育如果离开了产业化和资本运作,难以做大做强。但在中国很多事目的性和功利性太强,比如教育,教育本是教书育人的事,一旦产业化,将它当生意来做,就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和实际,体育也是如此。我对体育的情感比较原始和朴素,主要把体育运动当作一种公益来做,也希望这份情怀和初心能为城市运动文化的建立和运动精神的保持贡献绵薄之力。
白强:2015年底山屿海收购银川贺兰山足球俱乐部征战中乙联赛,熊雄总的初心是什么?其间又有怎样的酸甜苦辣?
熊雄:一是一时冲动;二是我自己喜欢足球;三是足球是现在世界第一大运动,我没有什么情怀,但拥有一个足球俱乐部能够快速提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如广东恒大。我们也从十年前海南岛一个无人问津的种槟榔的农场,变成现在几乎家喻户晓的山屿海。
不能讲情怀
白强:我们去年提出过一个口号叫做“足球+”,类似恒大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用一位体育从业人员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来阐释,“中国体育就是赚吆喝,不赚钱,赚到了吆喝赶紧跟赚钱的行业结合。”艾总如何看待这种商业模式?
艾路明:情怀是一回事,我自己也是体育迷,但做足球产业就是为了赚钱,不能讲情怀,单讲情怀没办法向我的股东和投资者交代,我有责任判断如何将我获得的资金运用到产业中使其增值。任何商业行为,无论是做工厂,做房地产,还是做矿产、金融、互联网,最后面对的必须是赚钱,是自己能够生存,这是不容置疑的。
众所周知,足球产业不赚钱,没有一个足球俱乐部是靠足球赚钱的,但这是中国的情况,不是全世界的情况。全世界大部分足球俱乐部之所以能做下去,是因为它盈利,这是核心问题。中国如果要把足球产业做好,就应该让参与者通过足球本身赚钱,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于体制上一些原因,中国足球现在不赚钱,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还要靠所有参与者想办法来推动。
以围棋为例,所有人都知道围棋不赚钱。但近两年广西一位企业家发起举办城市围棋联赛,将比赛形式改为由业余、专业、顶级选手一人一步棋,且现场转播,这就将二人对垒变成另一种娱乐形式,既富于娱乐性又充满团队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已经接近盈利状态了。这说明,一定存在一种方式能够使围棋或足球产业盈利,国外已经做到了,例如西甲联赛,它能让每个俱乐部都盈利。我们目前没有做到是因为我们在运营方式上还存在某些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看中国足球就会发现,我们改进的空间很大,一旦改革,它的盈利空间就能释放出来。
所以,如果现在进入体育行业,我们应一起运用市场规则,通过市场方式释放出市场价值,从而让每一位从业人员能够通过投资、良好的运行,通过既符合文化情怀又符合市场规律的办法获得相应的价值。只有这样,一个产业才能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介入到这一领域所抱的最大的期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仍需努力。
白强:20多年来,足球是否为建业带来品牌和政府关系方面的益处?
胡葆森:在我的记忆中,政府奖励过我两次。我没有像一些俱乐部一样拿着足球跟政府说事儿,没有因足球向政府要过一亩便宜的土地和其它任何资源。我认为,情怀就是情怀,不要拿着情怀做生意,那样情怀就不纯粹了。
至于品牌,足球肯定为建业带来了品牌效应。坚守那么多年自然会获得应该获得的东西,这包括对你的信任和尊重。
不能操之过急
白强:足球是需要长期积累的事情,可惜中国人喜欢的是越快发财越好。
胡葆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两年以前已经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方案要求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现有5000所基础上,2020年达到2万所,2050年达到5万所。巴西、日本小孩从几岁就开始踢足球,日本是足球大国,每一百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足球俱乐部注册人员,日本足球注册人员达100万,而中国不到10万,这就是我们跟日本足球差距的根源。但是不能操之过急,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规律。现在中国足球运动水平单纯从竞技角度而言,假如不走弯路还需要20年。
白强:现在政策严格管理资本“走出去”,特别是收购海外俱乐部,对此艾总怎么看?
艾路明:政策有它自身的道理。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要发展体育产业,应该让我们的资本“走出去”,与国际上好的俱乐部、好的体育产业结合,它会反过来为中国带来新的市场运作理念和空间,而这恰恰是中国体育产业所需要加入的元素。
对于企业而言,面对政策的限制,我们遵守政策,不让做就不做,我做不了别人也做不了,项目跑不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金融秩序的稳定,外汇会逐步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力度会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只要确实有利于中国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实业还是服务业,包括体育产业,中国政府最后都会支持。我们应该对政府抱有信心,相信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扩张,我们和世界接轨的步伐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