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敢于革新的企业家应该被包容

2020/12/16


11月18日-20日,2020年亚布力论坛第二十届年会召开。万科集团创始人兼董事会名誉主席、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出席年会并作主题演讲,主题为《我命由我不由天》,他特别强调,希望全社会能营造一个让企业家安心的氛围,对企业家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些言词、一些创新,尤其要考虑到特殊的历史环境,能长远、宽容地看待。
以下为演讲内容:

1我的判断和选择 


还记得我2000年第一次参加亚布力论坛的时候,正赶上万科经历自己的历史性时刻——大股东从深圳特发公司变更为华润集团。 这次变更在学界引起争议。简单说,你王石早就是第二大股东了(注:1988年股改后,公司40%的股份归属创始团队),国有大股东现在同意转让股份,团队不努力当第一大股东,相反把机会给了另一家国企,为什么?追求清晰的产权,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不就是你王石的理念吗? 这是争议点。 记得当时在这里参与讨论的,有我非常敬重的几个经济学大家。 我跟他们解释:做出这个决定,是我的个人欲望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果。什么是个人欲望?就是把万科做成中国有影响力的现代大公司。什么是中国国情?历史传统就是国情,几千年来不管什么类型的政府,都认为要牢牢控制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 比如盐和铁,必须由国家掌握。支柱行业官营,是一项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 那房地产是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我的判断:是,所以,民营企业想做到很大,同时又拥有企业,我自己觉得把握不了。 所以我的决定是,找一个更适合万科的国企当大股东,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我认为,只有走这条路,万科才能做大做强。 这是我的选择,没有对错,无关道德。 之后万科的命运怎样? 很多人知道,万科历史上有两次股权之争,一次是“君万之争”,一次是“宝万之争”,都是“争”,我王石在争什么? 争的是,万科选择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是否能够延续。 很多人说,这是一条很难平衡的崎岖之路。 这么说有道理,这条道路当然有风险: 比如大股东是国企,一旦发生人事变动,会不会影响到万科? 20年前就是在亚布力论坛,我和教授们讨论,有人就担心华润进来,将来可能会爆发人事风险。 事实上,我们很幸运,开始的15年都很平顺,华润管理层虽然几经变更,而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万科的经营规模从不到70亿,到跻身为世界500强。 做成大公司的梦想实现了。 15年后,万科又面临选择,大股东从华润变为深圳地铁,也是基于之前的路线:万科要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 三年前我从万科退休,疫情暴发后,我们把企业股资产一次性捐给清华大学(注:用于建设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对我来说,算是给当年的决定划了一个句号。 从制度设计上,三年前交班给郁亮团队,三年过去了,郁亮团队非常棒! 当然,还要把时间拉到更长,要看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郁亮团队的接班人,能不能按当年路线走下去,而且走得平顺,才敢说成功。交给时间吧。



2 致敬有智慧、勇气和担当的特区改革者 


我经常说,能平平安安走到今天,固然有个人的努力,但主要是运气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但你不要觉得“时代”这个词太远,时代会造就优秀的改革者,而改革者和个人命运又紧密相连。 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两年后的1985年,就面临一次艰难考验。 这里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实行汇率双轨制,简单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差距较大,如果你搞到外汇额度,就可以拿人民币按很低的官方价格换外汇,再拿外汇到市场上,用很高的价格换成人民币。 这样一倒手,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当时叫“倒卖外汇”。 万科不是这样的。 我们做的是贸易,主要是进口电教设备,很多广播电视大学、电教中心,都从我们这里进口,进口需要外汇,就只能用人民币调剂外汇,再用外汇换人民币,那这是“倒卖外汇”吗? 政策有不确定性,可以算也可以不算。 如果被定性为“倒卖外汇”意味什么?据我所知,有人已经拿着逮捕证到深圳了,只要跟市政府打个招呼就能抓人,要抓一批人。 幸运的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明确表态:不同意抓人。 他的表态让我免了一次牢狱之灾,通俗话说我遇到了“贵人”,遇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政府领导人,遇到了一位有担当精神的改革者,当企业因为政策不确定,面临高风险的时候,改革者站出来了。 其实我跟梁湘非亲非故,见都没见过。 再举一个例子,1987年政府发红头文件,鼓励企业股份化改造,万科当然想改造,但上级强烈反对。


反对理由很简单: 你王石平时就像个孙悟空,我100%控股都管不住你,再搞股份化,不就跳出如来佛手心吗?所以坚决不同意。 我简直是走投无路。 没办法,硬着头皮去市委市政府找领导,用今天的话这叫“越级上访”,当时的书记是李灏,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办公室很小,书记穿了件毛背心,正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练字呢。 我耐心地讲了20分钟,他听完把毛笔放下说,“小王啊”,那时候还是小王,“小王啊,你还是年轻啊,办什么事啊,不能着急,你做的事非常好,但急不得啊!” 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什么叫急不得?我快被人“掐死”了,能不急吗? 书记不紧不慢地说,“你跟我说这些,无非是想让我打个电话,让秘书交代一下,帮你解决了,但政府运作不是这样的,我下面管的是局部委,再下面才是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下面才到你那,我要是越过这么多层级打电话,政府系统就乱套了。” 说完让我先出去,感觉像被轰出去一样。 过了20分钟,秘书出来了,我清楚记得秘书姓唐,唐秘书告诉我,书记交代他,遇到什么改革难题都可以找他,但不要来市委,你可以找个餐厅、茶馆,总之是安静的地方,不要让人看见。 我很高兴,第一,知道有困难找谁了,第二,有点像“地下党”啊! 后来我知道,书记支持股份制改革,但他的方法不是直接干涉,而是让我把各方约来一起谈,在沟通过程中发挥政府的影响,既能减少阻力,也能凝聚共识,如果强行介入,等于把我放在火上烤。 这就是改革者的智慧,既要推动和落实改革,又要避免发生震荡干扰改革,同时保护了年轻的创业者“小王”。 大家说,故事精彩不精彩? 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媒体让我谈体会,我说第一条是领导支持,20年之后你再问我,依然是这句话:第一条,是领导支持! 你可能会说,你王石平时总说制度制度,怎么突然把“人治”放这么高位置? 首先,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真实的历史,万科走到今天,按传统说法,就是有“贵人”相助,当然20年前采访我不可能说这么细; 第二,人治和法治是宏观概念,进入到微观领域,往往会因为某个领导,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这也是事实。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你越往历史深处观察,越会发现优秀的改革者有多可贵!对这批有智慧、有勇气、有担当的改革者,要不要给点掌声?时势之下,英雄有其特点。 



3企业家接受过挫折、吞下过委屈 听着比较严肃,我讲点轻松的故事。 开头我讲了和经济学家对话的故事,其实之前我发生了一次意外: 滑雪时摔了个大跟头,倒地之后右手下意识着地,接着就是巨痛,但我太“贪玩”了,还接着滑!因为好不容易来一次,20分钟就下场太可惜了。 接着滑了多久?三个小时! 停下来我就受不了了,疼得直冒冷汗,脸色煞白。 医生过来用手一摸,就摸出骨头渣了,说你大拇指脱臼,这里没法处理,事后我知道有一个部位,发生粉碎性骨折。他问我怕不怕疼?你知道我怎么说吗? 现场观众:不怕! 鬼啊,什么不怕!疼得都受不了了,我说当然怕!医生说给你打止疼针吧,然后你赶紧到附近医院,雪场的条件太简陋。 但基于野外生存知识,我知道脱臼之后要迅速复位,而且越快越好。我跟医生说,虽然疼,但你得先给我复位。 医生就下手了,我“嗷”地大叫一声,跪在地上。脱臼的大拇指算是复位了,但没有石膏,就找了一个勺子当夹板。 所以,在教授面前演讲的时候,我手上还带着一个勺子,那个张牙舞爪的场面一定很劲爆。 故事还没完,做完演讲我回到哈尔滨,找了家医院打上石膏,立马又往长春赶,因为万科要进长春,已经约好了见市长。


问题又来了,你是万科董事会主席,打着石膏跟残兵败将一样见市长,太给公司丢脸了。我跟助手说,给我找把剪子,把绳子剪了,石膏也不要了!就这么去,再疼也得装得若无其事。 所以,我和市长握手时,伸出的是左手,见面结束回到医院又把石膏打上。 大家说,这么拼是不是企业家的特点? 我再问大家,20年来亚布力论坛的老面孔、新面孔,哪个不是这么拼过来的?只有比我更拼! 拼搏,不仅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改革开放从开始到现在,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前仆后继,没有这么多人为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一切,为发展,个人一切都无所谓的勇气,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是今天的样子。 而既然选择当创业者、当企业家,大浪潮中,个人就难免要经历各种挑战、委屈,甚至坎坷。 比如张文中先生,事后证明他遭受了无妄之灾,后来被平反,担任亚布力论坛下一任轮值主席。改革者、创业者、企业家的生命之路难免有各种挑战。 我还很怀念亚布力论坛创始理事之一刘晓光先生,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企业家,以环保公益为理念的企业家组织阿拉善SEE,就是他发起成立的,他带着我们一帮企业家去沙漠种树。 晓光没有牢狱之灾,但受到一些牵连,事后证明他也是无辜的,但谁能体会那种要进去、不进去、不进去、要进去,不止一次反反复复在牢狱门口徘徊的煎熬?谁能体会那种对人身心的折磨? 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都很难过,很多心境我也经历过。 这些年我有个习惯,只要有机会就找机会去监狱,看望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我希望给他们一点安慰。 但尽管有各种不平顺、不如意,人们依然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给了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 既然走上舞台,作为企业家只能要求自己: 把握好底线,即使发生不幸,心底也是坦然的。


4 祝福企业家有安心的氛围 


当然,我们感谢改革开放时代,不等于不对时代提出要求。 我想说的是,能给企业家营造安心氛围的社会,一定是更有未来的社会。 接下来想谈谈深圳这座城市。 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这背后是有故事的。 2003年华大基因一战成名(注:国内首先破译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之后归到中科院下属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2007年他们准备离开北京,找一个城市发展,我知道之后就找到汪建老师,我说建议你来深圳。 他说,我两眼一摸黑,在深圳没有关系啊! 我说,我跟书记、市长也不熟,而这恰恰是我建议你们去深圳的原因,在深圳,你不需要和领导熟,只要你有本事、有创新、产品好,书记、市长会主动找你、支持你。 汪老师信了。对企业家而言,深圳有简单、安心的营商环境。 13年后,华大在新冠疫情期间,又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本身在深圳发展得也非常好。从这个例子你也可以看出,深圳能有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这里的企业家会安心。 我强烈希望,全社会能营造一个让企业家安心的氛围,对企业家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些言词、一些创新,尤其要考虑到特殊的历史环境,能长远、宽容地看待。 当然,如果触犯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看过一个标语,大意是“谁和企业家过不去,我就和你过不去”,这就走到极端了,不需要神化企业家,企业家首先要做守法公民,其次要有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 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 5 “万事皆是序幕” 改革开放超过40年了,40年前,我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文明和富裕,几乎是仰视的;40年后,我们在心理上已经和欧美平视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仰视到平视,怎么面对和理解这个转变?我觉得: 首先,说明我们比以前更自信,自信的背后是国运转变,这个转变弥足珍贵! 其次,西方现在种族主义回潮,白人至上主义盛行,很多矛盾和问题比以前更尖锐,但客观地说,我们和他们依然有很大差距,还是该以谦逊的态度学习先进的东西。 最后,就算我们将来更强大,也没必要去俯视别人,今天更没有必要。 “自省”精神,“反求诸己”的精神,是我们文化很宝贵的品质。 最后我想说,面对未来,尤其是疫情之后的风云变幻和不确定,我相信,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个阶层,一定能互相勉励、互相温暖、互相包容。 我也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们有信心、有愿望跟着国家一起向前打拼! 我更相信,我们古老的文明,一定能得到全世界人民发自内心的尊重。 昨天主讲嘉宾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非常精彩,我用来做结尾: 万事皆是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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