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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任正非的“教育论” 为什么击中了痛点？

2019/06/10

日前，针对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全面封杀华为的事件，华为创始人、CEO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美贸易根本问题是教育水平”，“高科技不是基本建设，砸钱就能成功，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任正非的观点可谓精准击中了中国众多纷繁复杂问题的痛点，因此瞬间引起公众的共鸣，成为舆论关注、反思的一个焦点。

“贸易之争是教育之争”，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无论是芯片等高科技领域，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业领域，一个国家产业产品的科技实力和贸易竞争力，无不最终体现在人的素养及人的竞争上，而这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

以农业为例，美国能以1.6%的国内总人口生产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农产品，除美国农业的科技实力之外，还与美国农民的教育水平和培训体系不无关系。

在农民的教育培训上，从1862年颁布《莫里尔法案》算起，美国农民的教育培训已有157年的历史。《莫里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赠予土地，在每个州至少资助一所高等院校从事农业和机械工程教育。法案颁布后，尤其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各州纷纷创立农工学院、农业技术专科学校和以农工学院为主的州立大学。此后，美国又颁布了《哈奇法案》和《史密斯-利弗法案》。《哈奇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各州建立农业试验站，承担农业应用科研任务。《史密斯-利弗法案》规定，联邦政府资助各州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雇专人向不能进入农工学院学习的农民提供农业咨询，推广人员采用各种方式向当地农民进行文化补习和实用技术培训。

这三个法案帮助美国建立起了包括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农业推广培训组成的系统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同时，美国还通过数万个农村俱乐部，帮助农村青年学习各种农业专业技术和其他文化知识。

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不仅使得美国农民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而且85%以上都接受过专业的职业技术培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统计，在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500多万人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占比高达25%，拥有高中和专科学历的农民占比达68%，而高中学历以下的农民仅占7%。

反观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中，未上过学的农民占比达7%，大专及以上学历仅1%，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农民占比约7%，初中学历农民占比48%，小学文化农民占比37%。农村劳动力中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技术培训的比例高达76%。

美国高素质的农民群体，高效的农业机械和科技水平，使得其农业傲视全球，无论是玉米、棉花、大豆等农作物，还是家禽家畜等畜牧产品，其单产量、成本和效率都彰显出极强的竞争优势。以玉米为例，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数据，美国玉米的亩产成本比中国约低400元，而每公顷单产比中国高4500公斤左右。同样的农产品，中国如此大的成本效率差距，产品在国际市场与美国何以竞争？

我以为，中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农业竞争力现状较为直接地印证了任正非“中美贸易根本问题是教育水平”的观点。无可否认，从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看，中国与美国之间还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距，而且这差距，是方方面面、系统性的差距，比如农民的教育立法、农民教育经费的投入、农民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这些差距绝不是采取突击式运动，给农民培训几年授予大学毕业证书就可以缩短的。果真这样，那实现科技赶超也莫免太过简单。农业如此，其他行业亦然。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今天，距离钱学森提出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已过去14年，中国人却依然在探索答案。

“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诚如任正非所言，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很清楚“教育是我们的出路”，否则任正非的“教育论”也不可能引起如此共鸣。改革开放至今，政府也出台了很多促进教育发展的文件，家庭对教育也不可谓不重视，市场上各种培训机构成千上万、琳琅满目。方方面面都试图努力地循着这条“出路”走出去。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似乎却依然在摸索徘徊？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