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2021年8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提出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他在会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表明相关政策正在发生巨变的明确信号，从改革收入分配，推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反垄断和强调资本发展的规范性，以及将共同富裕的范围从物质扩展到精神领域。当前的重点可能是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来加强民生建设，如初次分配的劳动者保护，再分配政策的社会保障问题，三次分配体系的建设都将继续推进。

许多人都在讨论共同富裕新政策对投资领域的影响。近日，中信建投证券发布的《共同富裕系列报告》提出，共同富裕带来的新投资机遇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贫困地区、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将获得更多新老基建的资源倾斜，关注互联网硬件软件、数字经济、核心城市地产和房屋租赁。

第二，高端制造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收入的重要增长点，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科技产业仍享受政策红利。

第三，政策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为居民提供收入保障，缓解居民收入忧虑感，相关行业在中期仍有广阔发展空间。

第四，三次分配或促进基金会、慈善机构发展，促进居民目前地产为主导的资产保值模式向更多资产平衡，均会为资本市场带来长期增量资金，利好股债和券商保险等行业。

第五，随着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居民收入较大提高，消费升级的空间被打开，具备品质改善的消费品和文化、传媒、体育、休闲等服务业有望迎来高增长。

显然，这些新政策将会改变许多企业的经营环境，并且要求本地公司和外国公司正确地评估是否需要制定，以及如何制定新战略来应对这些变化。

共同富裕的关键目标是将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结构重塑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在这种分配结构中，中产阶级群体占比最多。这也意味着，平均收入将会持续增加，人们对于许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进而，大家会迎来更好的健康保障和更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随着共同富裕的提出，集体利益的重要性也将会提高，尽管它不一定会超过合法的个人利益。因此，企业在继续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重新划定的“红线”，即防止过度垄断市场行为、违反数据安全法、扭曲某些社会价值观，从而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均衡的发展环境，为员工实现其基本福利等。

追求共同富裕，从最根本的层面来说，就是希望所有企业都能更好地照顾员工，提供更多的福利和更合理的工作时间。为此，汽车制造商吉利已经提出计划——向员工发行 3.5 亿股新股（占总股本的 3.56%）。

对于企业来说，社会影响力与贡献值将成为越发重要的考虑因素。企业和投资者必须赋予“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更大的权重。

企业的增长重心也将转移。过去十年，虽然消费互联网（以及大型平台）在中国引起了轰动，但未来的重点将会转移到“硬科技”、制造、生命科学、新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工业互联网、农业等领域。除此之外，为新兴中产阶级提供服务也将变得更加普遍。我们可以预见，这些领域在适当的时机将会有更多的创新，但同时，履行新的数据安全法也将至关重要。

共同富裕政策与其它关键政策事实上是一致的，包括“双循环”经济、努力实现自主技术创新、建设区域性城市群和振兴乡村、启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等政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对“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追求。

因此，许多行业的公司都需要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例如，跨国制造企业需要决定他们的制造和供应链环节中有多少应转移到中国或从中国转移出去，以及中国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供应链的核心地位。例如，半导体行业正在受到地缘政治和各国政策变化的影响，需要决定如何在新的全球产业结构中进行重新定位。在中国创造和收集数据的外国公司，必须要采取满足中国数据安全法的方式，同时也要满足他们本身国家的数据安全要求。

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影响，那就是一些业务的本质将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随着服务于公共领域的智慧城市在中国各地陆续开展，诸多行业的商业模式将需要与公共数字基础设施进一步深度融合。对某些行业来说，私营企业将不能再简单地自行确定战略和运营策略，他们将需要与公共部门紧密协调和合作。智能网联车、移动出行、数字健康、智慧能源和现代农业等可能属于这一类。

同时，我们还将看到更多公私合营（PPP）的模式涌现，包括政府、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内的生态系统将被建立。企业必须认真审视，他们在中国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并观察是否需要进行重构。

中国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项巨大的社会事业，如果做得好，便会为可持续的增长奠定基础，并创造出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变革。并且，这些将会对在中国经营的所有企业产生影响，至少它们需要遵守新的政策和法规，甚至，某些业务的基本属性也将被重新定义。正因如此，企业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它们的战略，对于那些跨国企业来说，这也可能对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运营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