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中国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与进步，对商业格局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此过程中，尽管中国政府没有刻意设计，但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己独有的发展模式，即某些人所称的“中国发展模式”。我则认为它更应准确地被称为“三级的二元结构”（Three-layered Duality）。顶层的中央政府积极地调整国家的发展方向，在资源调配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中主要来自于私营经济的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常有竞争，同时，区域内城市群内亦有不少的合作。这种三级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韧性的来源，而且仍然持续发展。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共存使得它们时而竞争，时而协同。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

这种独特的经济运行模式得以让以好奇心为驱动的商业创新在过往十年内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尤其是来自私营经济的部分。全球领先的德国科技公司默克公司（Merck）2018年的“好奇心状态”调查反映了商业创新的兴起：该调查使用一个多维模型，在几个国家中衡量其好奇心和创新程度。该调查显示，创新在中国的商业文化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远高于美国和德国。凭借商业创新的涌现，中国逐渐摆脱了其在过去的“山寨”标签，成为了以技术驱动商业创新的中心。据新华社报道，互联网和科技行业技术企业（包括AI、大数据、物联网、机器人等）带来的增速在过去十年中是中国GDP增速的两倍。中国每一代企业家都有着不同的特点，他们在中国——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独角兽公司（成立10年内，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未上市创业公司）的诞生地蓬勃发展。

是什么让中国从模仿者转变为富有好奇心的创新者？

首先，这源于中国人经常怀着的“为什么不是我？”的心态。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刚下海的中国企业家逐渐意识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并努力尝试去向世界展示他们也能取得成功。

其次，随着进步的改革开放，曾经一度被隐藏的社会痛点开始逐步暴露。高新技术的普及，特别是智能设备与无线互联网的商业化，为创新提供了驱动基础。

再次，私营企业与创业公司通常可以迅速地抓住机遇并迎接挑战，同时他们具有应变能力，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反应通常较慢。

再次，庞大的中国市场使公司得以迅速地扩大规模，激烈的竞争促使公司加快创新，以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最后，大数目的风险投资资金也使中国的创业公司获益匪浅；反过来，风险投资者们也从在中国的投资中获得丰厚的利益回报。

无论投资者来自中国还是海外，中国的创业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通常借鉴美国硅谷的公司的组织模式，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领导者们经常与团队一起工作，以更容易地捕捉市场中的变化并快速做出决策。不少这些领导者（通常是创始人同时亦管理者）都具有强大的意志且富有远见，这是中国企业组织和文化的共同特征。这些公司的组织架构，特别是在早期阶段，往往比传统企业更扁平化，从而可以有效地应对外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

这些公司一般在顶层拥有强大的领导者之余，在组织内部也经常有较大的授权。这可能听起来有点矛盾，然而，组织的好奇心往往以深刻的方式表现在创业阶段的科技公司中。为了评估组织的好奇心指数，默克公司定义了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是“对他人观点的开放程度”：中国科技公司，特别是初创企业，相对开放的组织结构使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更加开放和高效。

第二是“对压力的容忍”：中国迅速发展的颠覆性经济中存在很多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企业家必须愿意尝试，并接受这一过程中的压力。

第三是“对快乐的探索”：过去十年中不断提升的经济和生活条件造成了人们对“未来会更好”的期望。他们愿意探索更加美好和快乐的生活。

最后是“对于差距的敏感性”：企业家精神使人们对差距更加敏感。一旦意识到差距的存在，中国企业家便会对此好奇，并坚定地付诸行动以缩小差距。

这些特质使得中国企业具有高度的适应性，能够很容易地接受并采用新兴的技术。而中国整体正处于正在萌芽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包括融合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的一系列技术）的前沿。同时，中国正在大力拥抱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以及即将到来的5G通讯技术，以实现下一轮的创新。

展望未来，我们期待中国出现更多由组织好奇心所激发、技术驱动的商业创新。尽管每种创新成功的难度仍然很高，但以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规模、日益普及的各项技术，以及 “中国发展模式”的支撑，中国在未来创新角逐中领先的胜算依然不低。尽管中国走向创新型经济的道路将不可避免地存在起伏，甚至可能在某些领域上有点动荡，并浪费一些资源，中国政府将一贯致力于改善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期望能够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归根结底，这种理念的最基本驱动力是组织内在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