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数颠覆时代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力?
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在2001年出版的《从优秀到卓越》一书里提出,卓越企业的领导人都是“第五级领导者”。在他的定义里,这些人作风谦虚,擅长通过他人取得成功,愿意与他人分享成功,也愿意第一个承受挫折、担当责任。他们一般较害羞和谦逊。换句话说,他们是“老好人”。
在柯林斯之前和之后,也有不少管理学家提出过不少的关于领导力的模型。当然,因管理学不是硬科学,百家争鸣,各有乾坤。
今天,所有的企业都在面临着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变化多端,速度特快,不确定性高,对企业领导力的要求也特别高。
我在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时,我们在领导力方面做了不少研究。我当时的两位美籍资深合伙人保罗·布兰斯塔德(Paul Branstad)和查克·卢西尔(Chuck Lucier)提出了“Zealot”的概念。谷歌翻译对“Zealot”的中文翻译是“狂热者”,我想在这里翻译为“疯子”亦不为过。
“Zealot”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语,被古代犹太民族使用。公元一世纪时,一群犹太狂热分子为了抗争强大的罗马帝国入侵而成立了“匕首党”,而“Zealots”(奋锐党,又名激进党)则是其中比较激进的一支。
当今很多出色的企业领导人都具备这种“狂热者”的特质,例如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特斯拉的艾伦·马斯克(Elon Musk)也是企业创新奇才。在国内,这样的例子也有不少。我同意李开复的观点:百亿级独角兽公司创始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偏执、自信和强大。这便是“Zealot”的特点。
据博思艾伦的研究,这些“狂热”的企业领导者们往往非常努力,擅长为企业创造价值。他们懂得如何激发人才的潜力,发挥其最大的价值,最终把价值转化为实际的成果。他们通常是不脱离现实的愿景者,对今天取得的成果充满激情,为明天创造出色的业务,并不断为员工开拓发展机会。
在今天,这种“狂热”的特质对一个企业来说更为必要。科技的发展正在加速这个世界的改变,传统行业间的界限正在被技术越来越模糊化,去中心化已成主要驱动因素,股东和员工对其权益的期望日益增长。领导者必须对企业做出改变与转型。我认为,企业自我转型的最大原动力,来自“狂热者”。
从人格的角度,狂热者拥有独立动机,对组织的成功抱有极大的责任感。他们可以超出当前的业务范围和模式,来构思、开发和实施新的业务构想。他们不拘于现有的行业或业务范围内,积极地探寻新的机会,评估其可行性,并进行转型和跳跃。他们深知任何优势都是短暂的,没有什么可以长久地“持续”,企业应该不断地发掘和发展新的优势来源,将改变视为机遇而非威胁,才能不断地迭代和成长。他们用一种动态和前瞻性的视角去探索,并做出勇敢的决定:当看到不属于自己当前业务范围的新机会时,他们不会固守业务边界,而是积极地通过战略性的“跳跃”来扩大业务边界。即使公司本身“跳跃”的能力不足,他们仍能及时抓住这些变革和机会。换句话,“狂热”的领导者都是“战略第三条路”的信奉者。
从气质的角度来说,狂热者们往往都(至少表现出)充满活力、魅力和创造力。但他们不仅是魅力型领袖或者创意的提出者,更是创意的实施者、执行者。在做出勇敢的决定后,他们能将业务最大化地提升,以满足业务变革对业绩的要求。在进行“跳跃”、扩张业务边界时,他们会自建,或者与和合作伙伴建立生态系统的方式,以弥补自身的能力差距,保证跳跃的成功。在成功跳跃过业务能力空缺后,狂热领导者们不会就此停歇,而是对业务的成果负责到底。他们以强大的执行力和领导力,带领员工进行资源与业务重组,以最快的速度向上冲击,取得指数级的增长和长期、可持续的成功。
从文化的角度,狂热者懂得自己的企业在每个阶段需要什么样的基因,文化和组织体系,用强大的执行力去执行和改造。也因此,他们的个性或风格可能显得与社会文化格格不入,但这种独特的“狂热”文化,正是推动企业不断跳跃和进步的最原始动力。在这个被科技高速颠覆的时代,狂热的领导者们也在高速地不断探索适合时代与企业背景的组织形态。扁平化、赋能、清晰、严格的评估体系,具有创业家精神的合伙人体系等,都是当今颠覆时代的企业所需要具备的要素。
他们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好人”,不会创造“和稀泥”的文化,但亦不会是“神憎鬼厌”。相反他们往往受人极度的尊敬,因为他们创造了价值。他们有点独裁,但亦照顾整体利益。他们相信理想主义,但不脱实际。在大变革的时代中,只有狂热者才能成为最具时代颠覆力的领导者。特别是创业公司或在转型中的组织,狂热者们的魅力带动整个企业,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此他们必定是包容、利他和共赢的。他们保持着坚定的信念,领导团队包容不确定因素,在不确定中探索;他们不会墨守成规,但是也非毫无章法。
这种领导力就是“有理性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