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在过去这段时间里，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其他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巨大成就，其中创新、创业方面在过去十余年以来的表现尤为突出。

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不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采用的是渐进的方式，逐渐地实施多次改革开放的举措，每一次举措都允许有一些新的做法和更多企业或个体参与。同时，不少社会原有的痛点也因此得以暴露。创业者们擅长将这些痛点变化为新的机会。改革开放和社会痛点给原来的社会方式和它所涉及的商业模式提出了新的需求与挑战，科技的普及和信息的发展为商业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促进条件，加上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崛起，它们共同催化了中国的商业创新，并把原来埋藏在市场的潜力释放出来。

在以BATJ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的推动下，中国的双创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强度发展。越来越多80后、90后领导的成长型创业公司也正在秉承着他们上一两波创业家们发挥的创业家精神，前仆后继地创新和创业。当然，目前中国商界仍然存在不少土豪、“野蛮人”，一部分人仍在巧取豪夺。但越来越多的创业家们却以正当创新方式来取得成绩，尽管不少经历过多次的“试错”才能取得成绩。

中国的改革开放允许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们通过市场来实验，在创造新的游戏规则的同时让创新的出现成为可能，中国的市场已经成为巨大的商业试验田。

长期以来，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的政界人士、企业家、说客和媒体都在控诉中国市场过于封闭，缺乏市场准入，来自国外的企业无法在中国获得应有的权利和机会来公平竞争。虽然这些批评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但事实上这不是真相的全面，甚至不是真相的大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持续、渐进式的扩大开放。今天，尽管一些诸如电信、银行、保险等行业仍然相对封闭，但许多其他的行业则已经相当开放甚至完全开放，例如消费品、家电、零售和汽车零部件等。

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海南省博鳌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演讲，其中提出了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尤其在以汽车行业和金融行业为代表的服务业。

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士以为开放市场准入只是一个简单的准入问题而已。许多西方的说客赖以为生的工作，就是在美国国会山庄里与美国政客们解释和投诉为什么中美没有公平、全面对等的市场准入（reciprocity）。但事实上，reciprocity并非外资在中国获取不到中国市场给予它们合理机会和回报问题的核心所在。

以汽车出行行业为例，尽管汽车制造业的外资股权比例一直受到国家政策的管制，但中国整个汽车市场在产品和市场方面都非常开放。

今年4月17日，国家发改委宣布自2018年起取消特种车辆和新能源汽车的外资股权限制，并分别将在2020年和2022年取消对商用车和乘用车的限制。这将意味着国外的汽车企业不但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企业，并且不再受中外合资政策的限制。

如今，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们正在提升传统的汽车制造能力并在全球市场上迅速获取市场份额，中国是在SUV和电动汽车领域增长特快的国家或市场之一。

中国汽车行业最大的增长却并非来自硬件制造商，以BAT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正在积极地投资并将汽车制造的硬件转化为线上线下全面连接的智能生活服务平台。他们正积极地投资共享出行、电动汽车、无人驾驶等未来出行技术和商业模式。这全都是以科技为驱动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局限于硬件及其相关技术，而是更多地转移向了建立数字化生态系统和维护与用户的关系层面。在未来汽车出行领域主导者的竞赛中，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正在迅速兴起并不断扩张，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数字经济中获益的投资者们。在数字化的商业模式中，中国的公司正在引领着出行方式的变革。

虽然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从监管角度将会被取消，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合资汽车企业将全部消失。一些现有的合资企业应会被保留，因为不少合资企业在运作上已经上了轨道。对于新兴的汽车企业，特别是电动车企业如特斯拉等，它们可能会选择对其在中国的制造商拥有全部的所有权。但即便如此，对许多外资汽车企业来说，在中国数字化经济的背景下，拥有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以构建数字化的共享服务经济将会成为在中国市场，乃至全球，持续成功的必然因素。

在这种前提之下，简单的中外二元、线性合作时代将告结束，中外（或中中、外外）汽车企业合作的新模式和新实体将会更多样化和更立体地出现。我预期，我们将会看到有更多的参与者，更多的竞争，但亦会有更多的合作形式。其中一部分参与者将会被市场的力量所淘汰，但一部分却会持续的茁长，成为具有实力的实体。依托于新的合纵连横的行业（和跨行业）格局和不断涌现的新的消费者需求，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创新将会出现。

在改革开放的催化下，中国包括汽车出行行业在内的不同行业的创新速度和强度都将被激发，行业面貌将产生更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此变化亦将逐渐影响到全球的其他地方。渐进的改革开放遇上强大的科技力量和恰当的中国发展模式（含澎湃的企业家精神）催化着指数型创新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