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自46年前上大学起，马勇始终没换过研究领域——中国史，尤其是近代史。他的导师一直提醒，历史研究就是讲清楚历史的新意。穷半个世纪心血，马勇遍阅史料，构建起一套与前代学人全然不同的历史叙事：

乾隆皇帝拒绝马戛尔尼提出的通商要求，根本原因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与屏蔽心理，而不是所谓三跪九拜的外交礼仪之争，如果当时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达成合作共识，18世纪的世界格局就是中英共治；晚清不是一个腐朽王朝，统治者也曾锐意改革，主动寻求结束君主专制，并从野蛮走向文明，使法国大革命式开局的辛亥革命，得以走出英国光荣革命式的结局；慈禧太后不是权欲熏心，她没有打算废除光绪帝，他们母子感情深厚；张勋是一个坚守理想的保守主义领袖……

近代激进主义思潮，是马勇学术生涯关注和反思的核心议题。2025年他出版新书《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引入保守主义视角，叙述1894年-1917年中国如何在与传统决裂的激进主义思想启蒙下走向现代化。急于求成的激进运动，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现代化进程反而走得更慢，包括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受挫。

作为与中国有相似传统的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决绝地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比中国更为激进，但却并未陷入循环反复、进退失据的困境。对此，马勇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1760年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日本始终与世界保持同步，一环扣一环走过来了，而中国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整整耽搁了一百年、四代人。“也由于耽搁这一百年，后来一方面不知道怎么学，一方面又想加速，导致了一连串失序的局面。”马勇说。

以下为亚布力论坛专访马勇的内容：

一、甲午战败：保守主义退场，激进主义启蒙

亚布力论坛：《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有一个核心观点：中国现代化历程从开始就带有超前与失序的意味，无法建立一种循序渐进的现代化模式，进而演化为一个又一个的激进运动。这本书写的是1894年-1917年，这段时期中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激进运动？

马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算，但各有不同。前二者都以镇压和流血为代价，唯独后者，虽以法国大革命的方式启动，但走出了英国光荣革命的结局，是一个成功典范，各方力量经过谈判相互妥协，皇帝在受到优待的前提下退位，民国诞生的同时清朝保留国号成为上国，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杀戮。1913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到北京，还去紫禁城看望隆裕太后。在1924年冯玉祥闯进紫禁城赶走宣统皇帝之前，紫禁城是非常温馨的，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小皇帝在里面接受现代教育，国内外名流也有一些前往参观游览。

辛亥革命的遗憾之处在于它发生得太突然，国体在匆忙和慌张之间大转型，产生社会伦理层面的失序，新秩序还没建立起来，旧秩序又没了。孙中山晚年就曾出于对民主共和的爱护和信仰，而发掘传统文化智慧资源。他生命最后几年的三民主义演讲，重点讨论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对接。

亚布力论坛：你在《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里引入了保守主义这个概念，它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变革要建立在尊重传统、尊重现实的基础上。书里写的1894年-1917年现代化运动，常与传统决裂、超越当时社会承受力，中国是怎么走上那条路径的？

马勇：近代中国一开始是保守主义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洋务运动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别的不学。但是随着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一下被顶到激进主义的路径上去了。

亚布力论坛：甲午战争如何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从保守主义切换到激进主义？

马勇：最早从严复开始。甲午战争还没结束时他就已经很愤怒，连续写下《论世变之亟》《辟韩》等五篇文章，直指“中体西用”就是痴人说梦，好比想将牛的负重和马的速度组合出一个最佳路径。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清算传统，没有清理科举制度。他甚至说，想学习西方的好就必须接受它的坏，这个观点又直接启发了后来的陈独秀。因此，严复开启了近代中国清算传统的先河，自他之后几代中国人都在清算传统。

当然，严复的愤怒有情可原，他是跟随洋务运动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年少时上西式福州船政学堂，紧接着赴英国留学，一心追求国家富强。甲午战争爆发初期，中国牛哄哄说自己有多厉害，结果黄海大战仅5个小时就一败涂地，退守威海卫，严复的亲人、同学和学生也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不少，比如自沉殉国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就是严复留学英国时期的同学。

二、戊戌变法败笔：和平变革滑向流血政变

亚布力论坛：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包括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保护专利技术的知识产权、探索建立商会，等等。但戊戌变法也是激进主义思想启蒙下的第一场激进运动，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马勇：戊戌变法非常可惜，本来是一场和平的改革，如果中国沿着那个方向走下去，就能走完日本明治维新的路，光绪帝也是清朝历代皇帝中人品和学识最好的，可最后戊戌变法被搞成了一场宫廷政变，以暴力冲突收场。戊戌变法又催生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北京被搅得一塌糊涂，国家现代化进程愣是又被人为耽搁了好几年，直到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改革才重启。教育改革被推迟得更厉害，1905年科举制度才被废除。

从这个角度上说，康有为和梁启超是有罪的。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之后，康梁要求清政府为他们二人以及戊戌六君子平反。庆亲王奕劻和张之洞复查档案后得出结论，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可以平反，其他人都不存在平反问题——他们的确在谋划控制乃至杀害慈禧太后。这条历史线索现在很隐蔽，难以还原整个事件过程，因为1909年之后康梁，特别是梁启超开始与革命党结合，策动滦州起义，紧接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转身支持袁世凯。关于戊戌时期康梁以及谭嗣同等人活动情形，辛亥革命前后康梁隐秘活动情况，现在存世资料不多，但大概可以从袁世凯戊戌日记、毕永年日记，以及康梁和其弟子的一些密信中发现蛛丝马迹。

这些年我一直主张，知识分子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可以做学理研究和讨论，介入实践则大可不必，近代中国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后来杨度鼓动袁世凯复辟，理论上不能说全错，但涉及政治实践、政治行动，则基本上不对。政治也是一个专门的职业，读书人与职业政治人物相比，信息不对称。读书人觉得是新发现，而政治人物可能早已知道或实践，或不果。

亚布力论坛：康梁当时的情绪态度为什么那么激烈？

马勇：他们当时认为中国要亡国了。1898年，清政府分别跟德国、法国、俄国、英国达成了胶州湾、广州湾、旅顺和大连、香港的租界协议。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中国知识分子一下就闹起来了，他们都认为是列强欺负中国、瓜分中国，究其原因是清政府改革不彻底才导致亡国危机，强烈要求变法自强，当时又恰逢能镇住各方的恭亲王去世，局面一下就失控了。

在外界的压力和推动下，光绪帝于1898年6月11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开启戊戌变法。接下来的103天维新改革，整体是很顺畅的，尽管光绪帝有些急躁和冒进，慈禧太后对此有所批评，但这些都不重要。要命的是，康有为在这个过程中自以为发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之间有矛盾，于是联合梁启超、谭嗣同策动政变，密谋包围颐和园，帮助皇帝干掉太后，结果被轻松反制。实际上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关系非常好，至少不是康有为认为的那样坏。当年为慈禧太后起草遗诏的御前大臣许宝蘅在日记里写道，光绪帝去世当天，慈禧太后说自己也不活了，儿子死了，希望都没了。

亚布力论坛：为什么说如果戊戌变法能平和地推进，中国就有望走完明治维新的路？

马勇：甲午战争后，中国看到了日本的强大与优势，于是从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东方。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完不久，光绪皇帝就指示张之洞等大臣尽快修复中日关系，师法日本，引导中国走上维新和改革的道路。1895年-1897年这三年，中国改革走得大致很顺。

亚布力论坛：那1898年真有亡国危机吗？

马勇：其实没有，割地和租地是两个概念。根据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得割让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国、德国、法国干涉下，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了中国。作为回报，清政府答应事后给俄德法提供一片土地，用于三国在与中国通商的口岸建港口、仓库以及海员休息区，但后来清政府一直拖着没给，因为没法说服中国老百姓，在中国人眼里，土地是绝对不能割让的。清政府自身也非常忌讳列强来割地。

就这样一直拖到1897年，德国政府向时任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抱怨，说中国政府言而无信。许景澄就建议德国人“先斩后奏”，造成既定事实。德国人心领神会，当1897年11月曹州教案爆发时，德国太平洋舰队迅速占领了胶州湾，中德两国开始交涉，拉锯一直持续到次年4月。这期间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在割让和不割让之外还可以租。这下整盘棋就活了，两国迅速谈妥协议：德国租胶州湾一百年，由德国开发建设，并每年向中国支付20万两白银，租界到期后，由清政府决定是否续租，即便不再租，德国也不能拆走那里的任何东西。

有了中德胶州湾的样板后，清政府认为租地是一个好思路，很快与法国、俄国和英国达成了协议。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认可、不理解，就在北京闹学潮。这里清政府也有责任，太傲慢，不愿意把自身立场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变化向中国老百姓、知识分子讲清楚。

三、辛亥革命：法国大革命式开局，走出英国光荣革命式结局

亚布力论坛：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跳出暴力流血的模式？

马勇：这几年我反复在讲一个道理：如果清政府没有最后十年的改革，那么面对辛亥革命一定是殊死抵抗，要么你推翻我，要么我镇压你。清政府自1901年宣布新政，1905年开启君主立宪改革，到1911年刚好是十年。这十年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非常大。通过这段改革，清朝的统治从野蛮走向文明，遇到抗争时会讲规则、讲人心、讲秩序、讲妥协，而不是一味地镇压。只可惜清政府最后还是出现“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败笔，引发了辛亥革命。当时列强也看到了清政府在文明上的进步，所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宣布局外中立，让中国人自己谈。

亚布力论坛：你说辛亥革命的遗憾在于国体匆忙和慌张大转型，产生社会伦理层面的失序，是指什么？

马勇：一度找不到与国体适配的伦理价值观。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就想不明白，传统讲忠君，现在君主没了，那以后忠于谁？差不多是在十年以后，孙中山通过阐述三民主义的演讲，才让中国人明白过来——君主没了，忠君体制就转为忠于国家。

1912年蔡元培提出，共和时代要有共和的教育观、伦理价值观，然后编写新教材。在这样情况下，社会秩序一下就变了，年轻人看到别人头上有辫子就强行拿剪刀去剪，看到别人衣服穿得不对直接扒下来，觉得民国是大家的天下就随意出入政府机关，把所有违背规则的行为，都错误理解为是民主、自由、独立。

在这一点上，蔡元培错了。几十年后，冯友兰有最细致的阐释，相当一部分伦理价值观是超越时代的，孝敬父母、爱护幼童是人性本能，无论帝制还是共和，都可以兼容，值得抽象继承。再后来的新儒家更提出创造性转化，更是注意到了伦理价值的超越性。

亚布力论坛：这种社会价值伦理的失序，是袁世凯、张勋复辟的原因？

马勇：对，他们的复辟一定程度上是在挽回这个局面。皇帝是一个社会道德伦理的重心和示范，就像孔子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而且袁世凯和张勋要恢复的不是君主专制，是回到君主立宪的道路上，君主立宪是他们这一代人共同选择的道路。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是在坚守自己的理念，没有随风倒。尤其是张勋，他认为大清曾经那么积极地改革，发生这么大的变动，从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为什么要放弃那条路？十多年前我就提出，要重新评价张勋，只是当时没有明确用保守主义者形容他。

但是我认为即便复辟成功也很难找回社会伦理秩序。1903年章太炎怒骂光绪皇帝是小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产生了极端破坏，到1915年袁世凯复辟时，皇帝神圣的一面已经被剥光了。

亚布力论坛：中国现代化路径有意识地往保守主义回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马勇：还是从严复开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人，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特别外事顾问，每天帮袁世凯阅读、翻译大量国际上介绍战争动态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严复开始反思，他曾经倡导的西方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能会摧毁人类，中国一味学西方可能是错误选择，于是他开始回望中国传统和孔孟之道，也把这些建议呈奏袁世凯。就这样，在1894年的20年后，严复又开启了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先河。

中国保守主义第二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他到欧洲考察，看到战争废墟后写下了《欧游心影录》一书，实际上是接续严复讲了一个道理——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有意义，但是西学没有意义，中国要回到儒家传统上来。

梁启超再往后，还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人。这样看，中国保守主义的脉络就很清晰了。

四、近代的中日差距根源：日本没耽搁，中国耽搁了一百年

亚布力论坛：日本与中国有相似的文化传统，他们当年“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更激进，为什么就没有中国这样的循环反复？

马勇：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人为耽搁了四代人，从1760年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860年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整整过去了一百年，这期间欧洲又发生了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全球秩序再次重组。也由于耽搁这一百年，后来一方面不知道怎么学，一方面又想加速，导致了一连串失序的局面。

相比之下，日本从来没有中国意义上的闭关锁国，特别像长州藩（明治维新运动重要源头）、长崎等沿海地区，一直与外部世界保持同步状态，当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日本人是知道的。等与西方通商贸易后，日本又迅速构建了国内的统一市场，伴随经济增长又进行相应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人家就这样一环扣一环走过来了。如果当年中国能及时跟上世界潮流，别人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问题。

亚布力论坛：日本为什么可以做到不耽搁？

马勇：在幕府时代，日本由200多个藩构成，每个藩主自行管理（包括是否与外国人交往），中央政府没有直接指挥权，类似于中国周朝的封建体制。但中国自秦朝以后一直是君主专制，清朝又实行流官制度，各地督抚平均任职3.5年就转岗了，这些官员的权力来自皇帝，对皇帝闭关锁国的指令必然兢兢业业地执行，没有任何放松的可能性，英国工业革命构筑的变化，就此被完全挡在中国国门之外。尽管中国沿海的外岛有走私贸易，知道外部世界的变化，但外岛离本土太远，完全影响不到本土。所以，中日差距不是1868年明治维新后才拉开的，而是更早之前。

亚布力论坛：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见到了乾隆，只可惜他没能影响到乾隆。

马勇：我研究后认为，外交礼仪导致马戛尔尼失败是假的。真实的原因是中国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和屏蔽心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与中国官员谈判，希望中国多开放几个通商口岸，乾隆皇帝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双方交流过程中，中国突然得知，4年前也就是1789年发生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国王被砍头，欧洲陷入全面动荡。此后，中国中断了与马戛尔尼使团的谈判。直到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再次访华，中国仍然不愿意谈，也是这个原因，害怕外部世界的动荡影响中国的宁静。这不是文化冲突，而是一种政治困扰。

乾隆时期的中国非常宁静，经济长期处于增长状态，可惜政府始终没有搞明白这么多钱是怎么来的，他们以为是国家发展得来的，实际上是搭了全球贸易的便车。英国工业革命后，西方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有闲阶级日益庞大，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瓷器、丝绸和初级农产品，但是中国对进口西方的产品基本没有兴趣，甚至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于是产生大量贸易顺差后的贸易结余。

如果当时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谈好了，18世纪的世界格局就是中英共治——中国有钱，英国有技术。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