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编者按：

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人民币国际化再次成为焦点。当下，人民币已经纳入SDR货币篮子，在国际贸易结算、储备货币中的地位稳步提升，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含义？下一步如何提升人民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和难点？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和内容是什么？围绕上述问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摩根大通亚太区首席执行官Filippo GORI、安联集团亚太区首席执行官Solmaz ALTIN、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王江进行了深入讨论，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主持了论坛。

刘胜军：请几位嘉宾围绕“人民币国际化”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朱民：首先，在过去几年里，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长足进展，可以从几个指标反映出来：第一，贸易融资已经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三；第二，人民币进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正式进入国际官方货币舞台中心，成为世界的一个储备货币，目前为止已经有2176亿元的外汇储备在各国央行；第三，人民币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互换圈，中国央行和39个国家的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其规模已经达到3.47万亿人民币。

其次，人民币还是要加快国际化步伐。我个人认为，人民币将会在投资、“一带一路”和虚拟货币这三个新领域做出重大突破。最近，外资不断进入中国市场，给创新人民币定价的资本市场产品、扩大中国资产管理规模营造了很好的基础。“一带一路”目前发展得很好。过去几年里，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合作，在基础设施投资、交通通、信息通、文化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在“一带一路”做了很多投资和贷款，但大部分还是以美元计价。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进行投资，并且在全球扩大人民币的对外投资，将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从虚拟货币来说，去年天秤币（Libra）宣布诞生，作为一篮子货币，会对国际货币市场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对中小国家边缘性的货币产生影响，也会对货币政策、全球资金流动产生影响。在美国抗疫过程当中，联合国有人提出，美联储也要发展美国的数字货币，能够把政府资金直接下达到居民、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手中。 

中国在数字货币研发和理论方面走在前面。多年以前，时任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先生就提出了DCEP（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提出两层框架的基本思路。现在，这个理论框架已经普遍为世界所接受，并开始在深圳、江苏试点。数字货币是未来货币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金融市场，电子商务、电子流通产业的市场巨大，数字货币的发展与应用很重要。数字货币是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领域和渠道。 

第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两重含义：一重是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货币市场、汇率制度、利率制度进一步市场化，这对推进中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制度的稳健意义重大；另一重含义在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货币体系稳定同样意义重大。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单一货币和多元货币体系哪一种更稳定？单一货币体系要稳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即单一货币主权的政策，必须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负责。从现在看来，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单一货币，占外汇储备60%左右。但这一次危机当中，美国增加百分之十几的财政赤字，美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上升，对于全球资本流动产生了冲击。3月份，全球资本市场大幅下跌，有一部分原因是美元的流动性紧张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需要多元的货币均衡框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世界金融稳定也有帮助。 

Filippo GORI：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可能不会那么快，但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大力推动人民币离岸使用。IMF已经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今年2月起，摩根大通也把人民币发行的国债纳入自身产品当中。我们预计在未来一年内，这一领域的人民币国际化工作将会带来2.5亿-3亿美元的资本流入。以上进程对于国际投资者也非常重要，他们希望更加自由、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这也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市场国际化。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较为漫长的过程，目前仍然处在“出生”阶段。现在，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只占2%左右，远远不能和美元相比。为了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比例，我们认为，要提升人民币流动性，让国际投资者更加便利地使用人民币。

我建议大家调整自己的预期，把人民币国际化视作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把它纳入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整体进程中看待。在中国经济转型中，人民币国际化只是众多战略目标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国际化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Solmaz ALTIN：过去几年，中国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以便更好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海外投资者，我们明显感到，境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更加方便，中国政府也在不断拓展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渠道和规模，使用人民币衍生产品更加方便，三大国际指数也已经将A股纳入其中，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我们认为，中国可以在五个方面继续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首先，可以对人民币在海外的直接投资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开放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等相关资格和外汇额度的申请。监管也可以采取更加可预期的审批方式，让有长期规划的机构充分使用审批通过的额度。 

第二，中国应该持续扩展像沪港通这样的投资渠道，允许本地资金投资更多股票，也可以更进一步提升国内债券市场流动性，改善债券违约事件的处理机制和相关信息透明度。 

第三，可以加强与新加坡这类国家之间的国际金融合作。新加坡有完善严格的法律体系，相关政府机构也已经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和上海市政府签署了有关的谅解备忘录。

 

第四，可以加快外资设立保险资管基金公司等资产管理机构的审批流程。

最后，我们由衷希望与有关监管部门建立常态沟通机制，促进海外机构与相关部门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同时也让有关部门及时了解外资机构在中国的需要。 

王江：第一，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毋庸置疑，这是由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决定的；但总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尚处于初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在全球的地位滞后。从目前的货币使用率来讲，美元是40%，欧元是15%，英镑是7%，日元是3%，人民币不到2%。如果用储备货币作为衡量标准，美元占比61%，人民币占比2%左右。人民币相比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而言有落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总体上独立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

除了金融层面因素，国家经济金融制度基础和国际影响力，对其国家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都有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还在进程中，应该有近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近期要尽可能接近日元和英镑的地位，尤其是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有所突破；下一步要对标欧元；最高目标当然是能够和美元平分秋色，这相当有挑战性。 

第二，我想对货币国际化做个简单分析，尤其想探讨一下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独特地位。我特别想强调，货币国际化程度实际上是取决于市场需求和选择。货币国际化本身不应该是目标，目标应该是货币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活动中的功能体现。一个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取决于市场机制，而非制度安排。以美元为例，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曾把美元确定为储备货币，但国际货币体系和市场需求是不匹配的，这个制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瓦解了，然而美元的领先地位却延续下来，这可能依赖于市场力量。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以美国为震中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元国际地位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有所加强。我们不得不思考，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是什么？内容是什么？

说起这个，不得不谈到货币的基本功能，即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存。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交易不应该局限在实体经济活动中，也要包括金融交易。作为价值储存的货币，又会延伸出其它功能，包括金融、投资、避险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货币的国际化实际上取决于上述金融功能在国际范围内的需求和实现，美元目前在全球的地位，正是由于它在这些方面的领先地位。 

我个人认为，在为各种金融活动提供基础服务上，美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经济总量可能只比欧元区和中国略多一点，但其它金融方面的功能总量却翻了好几倍。从支付结算、保值、信贷到货币，美元在为全球提供特别重要的金融服务，这是它在全球货币体系地位的基础。美国经济和金融长期的基础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对美元的地位非常重要。 

最后，我稍微提一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考虑的举措。从长远来说，要从基础做起，可能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岸市场，上海的作用非常大，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除了市场和机构的全面开放，制度和规则也应该开放。当然，开放不是照搬国外现有的制度和规则，而是以现代金融科学作为基础，结合国情，做到公开公平合理，并且相对稳定。其次是开放资本账户，很多金融工具可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让资本在全球更有效地配置。下一步，上海自贸区包括新片区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一个可能的举措是，以新片区为依托，打造一个金融自由港，更大程度实现国际化和开放，形成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的相互互补，推动中国金融体系全面国际化。

刘胜军：请问朱民院长，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会面临更大阻力，我们应该怎样适应新格局？

朱民：第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从零开始取得了长足进展；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还远远落后，也是必须面临的现实。中国GDP占全球GDP的17%，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贸易出口占全球贸易出口的11.7%，是全球最大商品贸易国家，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与中国经济实力是不匹配的。

疫情又一次带来全球经济金融的根本变革，我们听到了反全球化、去中国化的噪音，全球产业链也在再次配置。“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促进”成为新战略，在这个战略下，人民币国际化仍然非常重要。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实体经济，没有金融实力和货币实力，就无法保障自身经济实体的安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同时大力推进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正是因为看到人民币国际地位远远低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地位，更加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性和需要性。 

第二，中国的经济稳定，中国的金融市场稳定，世界对中国金融资产的需求是上升的。要吸引外国投资者加大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通过金融载体发展，仍有较大空间。 

第三，最重要的载体是数字货币的竞争。未来，金融一定是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这会在根本上改变金融生态。如果央行数字货币直接进入金融系统，进入支付系统，整个金融框架会发生什么？商业银行地位、现有支付公司地位都会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天秤币等商业机构发行的数字货币都会挑战央行地位。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稳定币、加密币，它们会与央行的数字货币在金融系统中共存，金融系统将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 

这个时候，谁占有制高点，谁就能赢得未来。中国有发展数字货币的基础和经验。数字货币将是未来一个新的竞争，通过它推进和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我们占领竞争制高点。所以，我认为当前应该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刘胜军：外资机构对中国的需求和兴趣非常浓厚，Filippo GORI先生能否谈一下外资金融机构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发挥什么作用？外资银行怎么参与到这个进程，实现双赢？ 

Filippo GORI：我们一直在思考，外国公司和外国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的核心能力主要是关注跨境资本流动以及贸易结算。现在我们有一个全球网络，可以在全球金融交易中更多推进人民币使用。摩根大通也是中国央行确定的全球首家非中资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这意味着，摩根大通和中国央行紧密合作，共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在美国和其它跨境交易中使用更广泛。同时，我们也有在中国本地的合作伙伴，他们也是中国央行人民币跨境使用工作组成员。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进一步拓展人民币自由使用，我们也愿意设计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从而推广人民币国际化。 

此外，摩根大通管理层也与合资伙伴达成相关协议，建立了一个全球管理机构。贸易已经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引擎。为了让人民币市场更加成熟，我们可以大力推广相应领域的工作，推动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多元化。沪港通以及相应的市场流通项目可以更好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摩根大通非常坚定地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期待见到中国政府采取更加具体的措施来实现相关战略目标。我们的各项业务会全面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无论是在中国市场内还是跨区域层面，让更多国际投资者加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刘胜军：其他几位嘉宾能否也说一下，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或者离完全的可兑换进程还有多远？中间最难的问题在哪里，要如何突破？ 

Solmaz ALTIN：任何一个货币想要国际化，都要面临一些共性问题。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意愿非常强烈，可以通过放开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等方式，促进外资投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在推动相关领域开放的同时，监管部门也应该足够谨慎，通过更加谨慎的监管，循序渐进地推动有关领域的开放，推动境内外投资者更加充分参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王江：资本自由账户的开放非常重要，但也非常有挑战，应该积极推动。我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还是要从我们想得到的结果来考虑。从海外资本的流入和目前市场的体量来说，一定范围内国外资本的流进流出，风险是可控的。我们在各个方面可以加大开放力度，推动全球资本、全球机构尽快参与到中国市场来，提升中国市场的效益。 

国内资本怎么流出的问题，可能更具挑战性。老百姓希望把资产在全球做配置，但是如果直接投资在海外，风险比较大。实际上，有很多现成的金融工具可以通过完全可控的方式，使资本能够投入全球市场。很多机构投资者希望中国股市能有窗口，通过互换方式增加国外资产在国内投入的比例。

朱民：人民币国际化的硬指标，就是资本账户全面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在现有的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情况下，我们仍然有国际化发展空间，比如贸易融资、对外直接投资使用人民币等等。从贸易融资方面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商品出口国。人民币已经超过日元，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但是总体占比只有1.9%，所以贸易融资直接用人民币的空间还是很大。 

现在，我们是在逆向发展，我们有全球最大贸易国地位，我们有“一带一路”，通过这个杠杆加大贸易融资，这里有很大空间。摩根大通和安联的两位嘉宾都提到，外资公司看到世界对中国资产的需求，他们正在把人民币资产带到国际，推动以人民币作为载体的中国对外投资，这方面也有很大空间，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王江教授讲的制度和规则的开放，我认为将是下一步改革重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