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健康产业是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涉及健康管理、医疗医药、康复智能、养老养生、营养保健等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横跨国民经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涵盖中草药种植、医药制造、生物技术、金融、公共服务等二十多个细分行业。
1999年,中国进入人口学意义上的老龄化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与生活水平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重视健康,健康产业凸显出巨大的投资潜力,并迎来蓬勃的发展机会,大健康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逐年提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报告(2018)》的统计,2012年,大健康产业生产总值规模约为4.1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7.72%;到2016年,大健康产业生产总值规模增加到7.2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提高到9.76%。尤其是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及出台一系列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之后,中国的大健康产业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据预测,到2020年,大健康产业的生产总值将突破10万亿元;到2030年,大健康产业生产总值将超过20万亿元。
如今,大健康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门类中的“朝阳产业”。各类投资者不仅在国内布局,而且频频走出国门,到海外进行投资。本文聚焦大健康产业,以在商务部备案的774个大健康领域企业对外投资为样本,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健康产业的投资进行分析。
大健康产业“走出去”概况
中国的医药健康产业很早以前就开始“走出去”。早在清末民初的时候,随着华人海外淘金热的兴起,就开始有一些掌握中医疗法的大夫到海外华人聚集区开设中医诊所或医馆,开启了中国大健康产业“走出去”的先河。解放后,“一五计划”期间,随着新华、东北、华北、太原四大制药厂的建设,中国开始具备生产抗生素以及化学合成特效药的能力,对肯尼亚及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医药援助,中国医药产品开始“走出去”。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医药产品及医药器械出口贸易成为大健康产业“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从企业“走出去”投资角度看,1988年,桂林制药厂与澳大利亚星加化工公司在澳洲合资建厂,开启了中国医药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的序幕。至今,以医药为主的大健康产业已成为继资源、能源业之后海外投资的新兴力量。总体看,我国大健康产业“走出去”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大健康产业对外投资以医药品制造业为主。在商务部备案的774家大健康产业对外投资企业中,在海外投资医药品制造的企业占比高达53%,投资或收购医药及医疗技术的占比约为18%,投资建立医药及技术研发的占比为10%,投资医疗器械生产制造的占比为10%,健康管理咨询约占5%,养老、医院及其他领域占比约3%,也有约1%的企业是在海外建立的医药贸易公司。
第二,大健康产业对外投资倾向发达国家与地区。分析中国大健康领域的对外投资,我们发现,不包括海外子公司或控股公司进行的间接投资,中国企业对全球71个国家进行了大健康产业投资。但投资的国家与地区极为集中,主要是美国,占中国大健康业对外投资的33%;其次是中国香港与欧盟,分别占中国大健康产业对外投资的19%与12%。在开曼群岛投资大健康产业的比重也较高。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及新加坡等也是中国大健康产业投资相对较多的国家。
第三,投资主体多元,以民企为主,基金成为重要力量。根据商务部备案的774家对外投资大健康产业企业主体分析,在大健康产业的海外投资中,除了医药制造企业、医疗服务企业、医疗器械制造企业、医疗软件开发企业以外,还有主业不是医疗健康领域的商贸企业,而且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投资基金成为海外大健康产业投资的重要力量。根据统计,有15.2%的海外大健康投资是由投资基金或投资咨询公司完成。民营企业是海外大健康产业投资的绝对主体,尤其是海外医药并购市场。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民营企业的并购交易总额高达国有企业的21倍。同时,国内医药医疗行业巨头在海外的布局广,尤其是复星医药、迈瑞生物、药明康德、开立生物、东软医疗、上海联影医疗以及人福医药等,在海外通过收购等方式设立了较多的子公司,进行国际化布局。
第四,并购成为中国大健康产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并购一直是国际大健康产业投资的重要方式。进入21世纪以来,辉瑞收购华纳-兰伯特、收购惠氏,葛兰素威康收购史克必成,阿特维斯收购艾尔建,以及今年1月的百时美施贵宝收购新基等交易,都不断改写着大健康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格局。回顾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国际化进程,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大健康产业的海外投资中,并购投资逐渐兴盛起来,并购规模、并购数量都不断增多。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有的年份并购占比甚至高达80%。复星医药、迈瑞生物等都是海外并购大户。
第五,大健康产业海外投资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在对外投资的整体占比中还比较小。2016年和2017年,是中国大健康产业海外投资并购的高速增长年。此后,随着中国政策的调整,中国大健康产业及整个企业的海外投资回调。目前大健康产业在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中,占比已达2.1%。未来,无论是大健康产业对外投资的规模与数量,都将进一步增长。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大健康产业投资现状
最近几年,中国企业不仅加大了对美国、欧盟及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健康产业投资,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扩大了在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整体看,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健康产业投资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健康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高于对外投资增幅。根据商务部的数据分析,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健康产业投资近年来增幅明显。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健康产业投资目前已占全部大健康产业对外投资的15.7%,高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在海外投资中的占比。以2018年为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总额为178.85亿美元,占全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2.5%。在增幅方面,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整体下降了11.2%,但对大健康产业的投资增长了6.7%。
第二,“一带一路”大健康产业投资主要集中在印度、以色列与新加坡,覆盖面较大。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健康产业投资,主要集中在印度、以色列、新加坡以及越南。这四个国家吸纳的投资占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健康产业投资的52.4%。在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大健康产业投资覆盖了26个国家,投资覆盖率达到41.3%。相对于中国大健康产业总体在海外投资约36.2%的区域覆盖率,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健康产业投资高5个百分点。
第三,养老服务成为“一带一路”大健康产业投资新热点。根据商务部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养老服务及健康管理领域的海外投资成为新热点,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旅游业发达地区。中国资金投资参股当地养老机构,瞄准国内旅居养老市场,吸引中国及其他国家退休族。但从总体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健康产业投资中,依然与大健康产业对外投资的整体特点相似,以医药制造和医疗器械为主。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中国企业无论是投资金额还是投资数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药企业的投资都超过了医疗器械的投资,在并购项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四,中医药种植及加工业在东南亚国家布局增多。近年来,随着国内土地租赁、种植及人工成本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医药及种植企业到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租赁土地,建立中医药种植及加工基地。以广药集团为例,不仅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了研究中心,并在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开展中医药的种植。广药集团供应给王老吉中的鸡蛋花有超过50%是在东南亚国家种植的。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发达国家医药医疗援助的力度加大,也推动了中国中医药业“走出去”,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散。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大健康产业投资机会
如上所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印度、以色列、新加坡与越南。我们以这四个国家为例,简要介绍这些国家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情况与可能的投资领域。
印度
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建立了覆盖面较广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大部分国民健康花费由政府支出。1949年印度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享受免费医疗”,只要不是大病,无论是谁都可以接受免费医疗。
在大健康行业领域,印度的生命科学行业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市场。在药物制剂和原料方面,印度是亚洲第二大市场,是全球第三大制药国,占全球药物生产的8%。此外,印度的原料药占全球需求的45%以上。而且,印度的制药业较为分散,也为外国企业通过并购进入当地市场提供了条件。
在生物技术方面,印度生物技术领域是亚太地区第三大市场。印度生物技术领域具有无限的、尚未开发的潜能。印度政府在五年计划中通过公共资金来支援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
在医疗器械和设备方面,印度医疗器械领域排在世界前20名。每年人均医疗器械花费较低,医疗器械市场潜力十分巨大。过去几年里,印度医疗器械市场以 15%的涨幅快速增长,成为继日本、中国和韩国之后的第四大医疗器械市场。
总体看,作为十三亿人口、可能超过中国的国度,印度市场在大健康产业领域具有极大的投资机会。
以色列
以色列科技发达,在生命科学、医学、药学、微电子学、光机电学等许多学科有很强的研究实力,其生物技术产业综合实力全球领先。在生物技术产业中,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约占72%,生物农业约占4%,生物信息产品和疾病诊断技术等约占22%。
以色列的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交叉十分明显,充分体现了以色列在这些领域的全球技术领先地位和整体研发实力。以色列医疗器械产品有95%使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涵盖健康数据分析、远程医疗、临床诊疗流程管理、可穿戴及传感式设备、个人健康管理工具等领域,是全球医疗器械制造领域信息技术运用最为广泛的国家。
在以色列,既有诸如梯瓦制药(Tea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这样的全球最大的原生药物制造商,也有大批医药中小企业和高科技创新公司,都具有很强的技术和研发优势,包括在微创手术器械领域。中国投资者可以适时投资和并购这些企业,提高自身的创新研发能力,同时利用犹太人在全球的营销网络,使企业迅速走向国际市场。
新加坡
新加坡大健康产业发展程度高,其生物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居于世界前列。在慢病管理、康复治疗、诊疗手术等方面也位列世界前茅。
生物医药业是新加坡近年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加坡政府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时,也将重点放在生物医药、高新技术等产业部门,建立了生物医药园区,世界十大制药公司等国际著名医药企业就主要落户在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区和大士生物医药园区。
由于在诊疗及康复领域发展水平高,中国企业与新加坡机构之间可以进行相关人才教育培训,组织新加坡医学资源,为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培养医生、护士等人才。
康复辅具也是新加坡国内增速最快的医疗健康细分市场之一。随着新加坡及至整个亚洲地区老龄化的加剧,帮助老年患者更快实现机体功能康复的辅助器具将迎来持续较快的增长。与此同时,髋关节、膝关节等关节置换手术所需器械及耗材也将随之迎来需求量增加。对中国企业而言,在新加坡投资并购此类企业,将获得先进的技术,藉此拓展亚洲市场。
此外,新加坡的创投也极为发达。以数字医疗为例,新加坡投资机构EDBI与飞利浦公司联合成立了投资联盟,为数字医疗领域的创新项目提供资助,重点资助远程医疗、远程健康状况监控等数字医疗领域的创新项目。政府层面,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医疗诊断发展中心” (Diagnostics Development Hub) 资助项目。该项目由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提供6000万美元资助,由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负责实施,重点支持适用于针对亚洲人群疾病表型的免疫化学、即时检验、分子诊断产品的研发与上市。不仅如此,除了在新加坡进行战略投资以外,新加坡独特的区域与机制优势,也是中国大健康产业理想的海外投资跳板。
越南
越南有9200多万人口,医疗发展水平整体不高。登革热、伤寒、副伤寒、小儿麻痹、甲肝及寄生虫感染等是越南比较常见的疾病。
据越南官方统计,越南目前平均每万人拥有医生8人,平均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24张。总体看,越南大健康领域尤其是医药医疗产业发展前景巨大。
根据越南政府的投资法令,大健康领域的生物技术、医疗分析设备生产、医学遗注技术应用、整形设备、残疾人专用车辆及设备生产、能达国际GMP标准的抗生素原材料生产及技术、戒毒戒烟中心、疫病防御中心、老年中心、集中救助中心、残疾人看护中心及孤儿院等都是特别鼓励投资的项目,制定了很多优惠措施。鼓励投资项目包括药材生产、医疗设备生产、用于天灾人祸、危险疫病药品储备设施建设项目、用于食品卫生检验的设备生产、药品及社会疾病防御药材原料生产、破伤风类药品、生物制品、中草药、药品检验检测及研制中心项目、中草药研究中心与新药物研制中心等。
越南机构近年还推出了医疗健康旅游项目,将旅游与康养结合,吸引海外消费者。
目前看,因人力成本低,加上越南的外贸环境相对较好,中国有不少制药、医疗器械生产与中药材种植项目落户越南。
整体而言,越南大健康产业将随着人口增加、收入提升及医疗资源提升而大幅增长,将成为东盟各国中医药市场成长率最高的国家,投资潜力巨大。
大健康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外部投资风险
作为中国提出的合作发展理念与倡议,“一带一路”几乎经过或辐射世界上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几个地区。沿线多数国家本身具有独特的政治、宗教、民族环境,甚至有一些国家国内长期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大健康产业与中国其他产业一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面临诸种风险,具有共性特征。
大健康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外部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宗教文化冲突。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国家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内部教派之间,不同民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呈现易发复杂长期激烈的特点,导致风险高发。二是国内发展面临的矛盾。部分国家民主与法制程度低,政治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缓慢,民众对政府表现不满等,呈现易发性特点,某些看似细微事件的爆发引发国内动荡,并对周边国家乃至多个国家产生较强的国家风险外溢效应。三是大国博弈。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地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优越,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储备,堪称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因此,引得大国在这些国家与地区博弈,如伊朗、叙利亚、乌克兰等,地缘政治关系相对紧张,区域和国家风险显著。四是与中国关系。少数国家与中国因地缘关系存在领土利益分歧。当这些分歧不能被管控在理性磋商的范围,就被激化成不同层级的外交事件,对双边的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企业的投资造成影响。比如中越、中印双边因领海及领土的分歧极有可能影响双边关系,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再比如越南几年前对部分华人企业的打砸,菲律宾几年前数次爆发的大规模反华游行等,都给在这些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造成某些不确定性。因此企业需要做好风险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