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经济依旧低迷，企业家发展信心却创新高

亚布力观点：最新一期报告有什么信息值得关注，企业家的发展信心怎么样？ 

王勇： 2019年上半年，企业家发展信心创近四年来新高。这个出乎我们意料，毕竟目前的经济走势还在下行。2019年第一、第二季度的GDP增速分别是6.4%、6.2%。通过分析构成企业家发展信心的四个二级指标：经济信心、政策信心、政治法律信心和社会文化信心，我们发现，企业家对经济环境是担忧的，但是政策信心和社会文化信心反弹明显，所以总指数创下新高。

亚布力观点：企业家的经济信心比较低，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王勇：除了对宏观经济大环境比较担心外，影响企业家信心最大的是人力成本，企业用人的成本不断上涨。我们调查这5年来，人力成本一直得分最低。其次是融资成本。尽管去年国务院要求给中小企业加大贷款，各大银行积极响应国务院和银监会的要求。增加企业授信额度，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得到一定缓解，但成本还是上升的。

亚布力观点： 企业家们的政策信心和社会文化信心为何会明显反弹？

王勇：最核心的原因是上半年大规模减税降费，这对企业是实质性利好；其次商事制度改革使得营商环境创新高，新企业开办的便利性、政府审批、税负等方面都有明显改观。证照分离、打黑除恶、打击老赖建设诚信中国等微观层面的改善，都在加强创业人群和中小企业的信心；第三，社会文化对企业家也更友好，从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到2018年底习近平总书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都让企业家提高了信心水平。

亚布力观点：打黑除恶如何提振企业家发展信心？

王勇：这一轮打黑除恶重点是冲着刑事犯罪去的，使社会秩序得到很好的整顿。类似湖南“操场埋尸案”等很多年没破的案子现在都破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八个字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非常大。特别是很多地方黑恶势力强买强卖，垄断工程项目，更是介入金融领域，发放高利贷，让很多中小企业苦不堪言。打黑除恶可以净化和构建社会运行秩序。秩序是非常强的公共产品，如果社会无序，人和人、人和企业之间相互警戒、谈判、交押金都是交易费用，每个人都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因此，企业家是最欢迎有秩序的社会。好的社会秩序自然会提振企业家的信心。

亚布力观点：有一些观点认为，方向比速度重要，只要继续改革，哪怕速度慢一点也行。您的调查是否支持这一观点？

王勇：非常支持。我们今年问卷有一个对天津企业家的专题调查，发现天津企业家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改革政策非常有信心，高于全国不少。主要原因就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天津的力度可以说是最大的，他们把部分国有企业的50%、60%的股权让渡出来。另一个例子是，企业家发展信心的一个指标——公平性，以前一直比较低，今年有明显改善。很多民营企业家不要求政府给扶持政策、给补贴，只要给他们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过去，民营企业家认为民企和国企之间的公平性太差，但是去年以来大家感觉有所提高。新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实际上给外资企业提供了国民待遇，促进了中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

成王败寇是企业家的宿命？

亚布力观点：您和张维迎教授合著的新书《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中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配置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型企业家。中美关系变化之后，中国对创新的需求更加紧迫。您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企业家是否有信心从事创新？

王勇：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创新。但创新有很大风险，容易不成功就成仁。因此，就需要有好的制度安排去鼓励企业家创新，既能够在成功的情况下，让企业家收获财富和荣耀，也能够在失败的情况下，让企业家能平稳着陆，不至于两手空空，颜面尽失。这些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制度、金融制度、文化观念等。我想说一下金融制度的影响。大家知道，中国的金融制度主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制度，即企业主要是靠从银行取得贷款来融资。但这种间接金融制度非常不利于创新。2016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去杠杆、防风险，各家商业银行都收紧了信贷政策，同时股票市场也受到了影响，股票开始下跌；而很多上市公司都是通过股权质押的方式找银行借钱。这样一来，当股票下跌触及到涉平仓线，企业就需要补钱，否则银行就要强制卖掉你的股权。过去两年，总共有二十多家企业就这样被迫转手了，创始人离开了所创办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企业家很难做长远打算，进行创新。为什么企业家一会儿是骗子，一会儿又平反不是骗子了？企业家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可能有妄念、有机会主义，但不好的制度安排，再加上宏观调整政策的不健全，使得企业家难以安心创新，只会想办法套利。

亚布力观点：您认为当前的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完善，更有利于提振企业家发展信心？

王勇：去杠杆、防风险的政策中央已经调整了。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股市、债市、汇市平稳健康发展，其中债市就与去杠杆有关。去杠杆、防风险政策确确实实给企业带来了影响，毕竟大部分企业家都是“九个锅盖盖十个锅”。

从当前的宏观政策完善来看，我认为货币政策应该适当放松。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9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是这几年货币政策的常用词，强调中性就是不宽松。实际上，现在的经济形势对企业不乐观，货币政策需要适当放松。美国刚刚降息，中国可以考虑降一次息，这是普惠性质的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我觉得应该适当增加政府支出，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比如降低企业的社保负担。在社保问题上，政府应该多承担一点，企业和个人少承担一点，花在人身上的钱比花在修路上的钱更立竿见影。

企业家发展信心来源于美好社会

亚布力观点：近些年，社会上对于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比如“民营经济退场论”），一些企业家心怀忧虑，您怎么看？

王勇：舆论导向很重要，媒体应该多去报道像顾雏军、张文中平反这样的事情。对企业家正面宣传多，老百姓对企业家的认可度就会有高。如果条件允许，我想用大数据分析媒体报道对企业家的用词，正面词和负面词对企业家和整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

亚布力观点：您怎么看顾雏军案、张文中案改判？

王勇：这三件事都发生在《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公布之后。这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央要真正弘扬企业家精神，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文件上。这给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三个案例中，张文中案涉及对财产的处理，我觉得企业家产权保护上升到新力度；顾雏军案涉及到资本市场的并购，其中一些做法可能有争议，现在改判、平反表明中央对企业家的创新持包容态度，尤其在当下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

亚布力观点：您认为社会变化会如何影响企业家的发展信心？

王勇：企业家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们做决策不会只考虑经济利益，还考虑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比如对这个社会的认可、亲人的生活环境等等。只有把经济人和社会人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能看到企业家对这个社会有没有信心。如果没有，他们就会做短期行为，赚一票就赶紧移民，不会真正从事高成本、高风险的创新。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之所以要构建比较全面的指标体系，就是想全面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从数据层面看看社会对企业家的影响。

亚布力观点：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已经做了五年，您对企业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什么发现和思考？

王勇： 至少这个指标体系相当明显地反映出，政策、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对企业家发展信心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超过经济环境的影响。经济不断下行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还守在国内，不移民海外，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看到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社会的出现。

我们早些年做过专题调查，问企业家有没有移民的打算。其实现在很多人又在往回走。移民能够选择的国家其实不多，美国、加拿大或欧洲的一些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欧美社会都严重的失序，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极右翼势力等纷纷抬头，再加上移民问题带来犯罪率高发，社会治安混乱等等。相比之下，中国社会越来越有序、稳定，也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很多移民的人更愿意回国发展。

我常想，再过几十年回头看，现在的中国处于什么阶段。我觉得是走向秩序化的阶段。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营商环境改善，还是深入反腐、打黑除恶，推动诚信中国建设，都在各个层面推进社会的秩序构建，让这个社会更有序、更稳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