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突围说

2019/06/10
中国经济这两年，也许还包括未来的几年，基本上处在一个突围的状态。为什么要突围？我们被什么力量围住了？主要是两个力量，一个是全球格局正发生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当其中，被围住了；另一个力量是我们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国内经济的一些变化，这也把我们围住了。那么，能不能完成这次突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晋升到现代化强国的行列，同时也对全球经济走向会产生一些外延式的影响。

这个世界跟过去再也不一样了

我并不是国际问题尤其是所谓中美贸易问题的专家，我只是用经济学的视角和基本构造来帮助大家去理解，为什么全球形势发生了这么深刻的变化。二战后的全球局势简化地看，可以说就是一个“穷经济”和一个“富经济”。“富经济”的特点是人均资本多，人口、劳动力不多，但资本的积累量非常雄厚，因此生产率高，收入就高。“穷经济”正好相反，人数很多，劳动力很多，但没有资本积累，因此生产率就低，主要依赖自然给予的力量，导致了穷困。

这是两个基本的经济板块，就是战后所谓的“南北问题”，即一富一穷。战后我们长期处在这两个经济体各自的阵营内，相互之间是不怎么开放的。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是，包括中国在内，都是二战以后独立的、对国家主权看得非常重的国家。所以，当时的整个认识包括对发展经济的认识，都认为要维护国家主权，要关起门来搞经济，不能随便让外国技术、外国资本、外国商品进来，要用国家政权把这些东西挡在外头，空出一个国内市场，来发展民族经济。

总之，一穷一富的两个经济体，收入差别非常大，中间有一个壁垒，互不相通。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率先在我们已经拥有了可靠的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主动开放、拆掉壁垒、引进外资，大胆地开放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让信息、科技、知识、商业模式、市场打通。

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变化？穷国资本少、富国资本多，打通后，穷国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一起利用这些资本。虽然移民还没有那么开放，但各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是可以贸易的，其中一部分服务也可以贸易，只要可以贸易，就相当于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相当大程度的流通。

一打通，竞争就会激烈得多了。这个局面刚开始时你看不出来，我们的产品对发达国家的产品没有竞争力。但是事情会变化，只要持续地开放、持续地吸引外资、持续地让新技术进来，就算是再穷的国家，人民还是肯学习的。只要肯学习，开放了的穷国学习曲线就会升得比较快。所以，所谓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经济角度来看，就是从这样一个基础演变来的，这个世界跟过去再也不一样了。

中国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就是成本领先

我们先来看发达国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家是非常欢迎全球化的。因为发达国家以前只为那十一二亿人口服务，现在全世界都来争取这个资本的服务，它的相对稀缺性提高了。华尔街为全球服务，赚全球的钱，全球化越是高歌猛进，它的业绩就越好。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部门也是欢迎全球化的。因为过去高科技的市场就是一个只有十一二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市场，现在中国开放了、印度开放了、全世界开放了， Windows全球卖了多少？苹果手机全世界卖了多少？它们服务的对象已经远远超出了发达国家的边界。

但并不是发达国家的所有板块在全球开放中都得到了同等的收益，技术含量不太高的行业、部门、地区、工人，其中也包括一些白领，它们的情况是不同的。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中国人最早学会的制造、组装之类的基础工业流程。中国人一旦学会了什么，发达国家的一部分人就有麻烦了。因为发达国家的人工薪水很高，我们是从低往高走，他们是从高往低调。

当然，不发达国家也并非每一个板块的收益都是一致的。为什么沿海先富起来？因为这一波增长的源头是战后积累的资本和技术，谁靠近这个源头，谁先得到，谁就先富起来。国内的公民中懂一点英文的、知道一点新知识的、能跟发达国家打交道的，都是先富起来的人。所以，全球化到来的景象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人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形成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市场；但同时，富国、穷国国内矛盾积累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收入差别的分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很醒目。 

我们再来看中国国内发生的变化。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想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事情，才会从1978年的状态变成2008年的状态？主要就是做了改革开放。

过去，工人、农民的收入都不高，人穷，但我们的体制很贵，它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有着极大的束缚性。很多事情做了对国家、对经济有好处，但就是不能做，自己把自己绑起来，过穷日子。邓小平搞对外开放，对内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把这些体制束缚扒掉，让实践去检验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做。

最重要的是，中国各行业、各阶层的人都是肯学习的，发展经济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想改善生活，只要有机会，人们就会对机会作出反应。这些原因加到一起，就成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但是，我们要非常清醒地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这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就是成本领先，对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我们的成本优势。

我们的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形成，就被围住了

在独特性方面我们还差很远。中国为什么有很多东西能够出口呢？因为我们的成本优势。中国刚开放的时候，中国人落进口袋的收入大概是美国的百分之一，是一百倍的差距；一打开壁垒，这个对流的猛烈已经不是经济学，而是物理学了。但成本永远存在一个诅咒。世界上经济学教科书很多，成本变化的图形从侧面看都像一只碗，它先是一路下降，等降到了最优点，就掉头向上。这是经济活动不可改变的铁律。

竞争无非是你比别人成本降得快一点，升的时候比别人慢一点，你就站住了。但是中国40年经济高速增长，成本这条线涨了很多。我们的成本不仅是市场竞争形成的成本，还有一些政策、法令强制形成的成本。2004年全国各地都抱怨劳工成本涨得快，《新劳动法》出台以后，这个呼吁很高。

麻烦的是中国开放的经验又影响了很多国家。改革开放没有专利权，下了决心就可以搞，所有穷国看到中国的经验后，都认为可以搞开放。越晚开放，成本优势越明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从全球看，我们被夹在了中间，我们的优势并不明显，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形成，就被围住了。

一批中国公司在贸易战以后加快了全球布局

以上就是中国被围住了的原因。那么，怎么突围呢？第一步，还是要靠改革突围。从制度、法律、文化、思想上，我们真的把改革开放这件事情想通了吗？我的观察是还没有。实际情况是没办法的时候让一步，形势好就不改，硬生生地不改；但如果不改就没有出路，那你还是得改。我们也就是一个人均GDP9000美元的国家，我们的税收结构、整个国民经济分配的构造难道不失衡吗？

中国已经出现了未富先奢的苗头，社会上方方面面都存在腐败现象。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只要形势好，我们就容易忘乎所以，就容易对我们真实的情况，对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的位置作出脱离实际的判断。现在如果要突围，首先要从这个方向突围，先端正对自己的真实定位。

第二个突围是开放的突围。从这个方面看，我认为这两年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对中国而言，我们从改革开放中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成本。中国如果不继续开放，下一步的现代化是不可能找出一条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的道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有清醒地认识，要继续坚持开放。

今天，各国人民主要还居住在各国边界内，在国界之外居住的大概有三亿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的大约百分之六到七。但是，住在国内不等于人们的经济活动就在国内，有大量国际上的来来往往。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贸易现在大部分是中间品贸易，不是成品贸易。从这一点来看，开放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哪一个行政权力有能力把这种局面再拉回去。这种全球分工带来的全球生产力的提高，是未来全球福祉的一个基础。

中国的创新大有文章可做

第三个突围是创新突围。成本涨了，如果收益的能力提高得更快，何害之有呢？所以，这40年来我们只学会了一个成本优势，现在也到了该转方向的时候了。经济增长了，工资当然应该增加，而且如果改革到位，成本就不会涨得这么快，总的趋势就是收入会得到提高。反之亦然，如果人工贵了，你就没戏唱了。

当然，我也要从这个视角来提醒中国，我们要创新。但是千万要当心，创新是有很多选择的。我和腾讯研究院一起讨论后得出了一个看法：中国到目前为止的创新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市场上的产品中发现厉害的东西，攻不下来的话，就去研发技术，技术研发不下来再去找院士、找大学、找基础研究去攻原理，中国大部分创新走的是这条路线。另一条路线是从原理出发，就是发达国家所谓“从零到一”的原创，这个“零”是什么？是先有发现，再有发明，但我们这条路线还没有开局。中国创新方面的大文章可以说题目已经写出来了，但距离真正去做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古代四大发明，近现代以后我们在科学进步上的承担并不多。大家也不要认为发明、创新完全是高大上的东西，是大科学家、天才才能做的事情。统计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发明创新在日常化。中国发明专利的数据也在大幅度增加，尤其要用非常务实的态度来看待发明。中国有这么多公司和行业，创新的关键问题是心态，是怎么去解决问题。在已有的技术里，作为供应方、需求方怎么去找到解决需求的办法？这就是发明、创新。如果再加上科学研究的原理级、一般性、抽象性的创见，就真的可以改变人类生活。

我在佛山看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创新故事。佛山的家电制造已经很厉害了，有的人却发现其中有痛点。一家江西人的创业公司做了很多用户调查、拍视频，发现痛点是什么？做饭点火需要弯腰，去洗锅的间隙煤气不能关到最小，没有油烟的时候排风还是习惯性开在强档上，大范围内算下来这些细节之处也是很大的能源损失。最后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应用蓝牙技术，在锅把上装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又能调节油烟机的风力，又能调节煤气灶的火力。这项发明帮助销售公司增加了十几亿的销售额。

可见创新不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壮举，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推动力。现在的大环境在逼着我们的企业界往创新的方向走，逼着我们也要进行所谓“从零到一”的研发。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和抉择

我希望大家要形成新的全球观，不要再纠结于某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所谓“贸易战”，今天的世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全球化是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因为居民大部分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全球化受损的大部分人群是他们，所以他们要求自己的政府作反应，国内政治由此就会延续为对外关系，就会演化成国家间关系某种程度的紧张。但是从根本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也许我的判断过于乐观了，因为各国从全球化得到的好处太大了。统一的市场有分工、深化，生产率得以提高，这是人类未来福祉的一个可靠基础，这个趋势是挡不住的。

中国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围住了，被我们的成就围住了，被中国经济体量在世界上具有的一席之地围住了。现在之所以这么多国家对着我们，是因为我们真的有两下子了，够一定份量了。但问题是你要挺得住这一关，被围住了要突得出去，要改革突围、开放突围、创新突围。

至于这场突围有没有胜算，比较好的答案是“不确定”。突不出去的话，那无非就是起个名目，叫它什么“陷阱”就算了，有多少国家都是到了临门一脚，踢不出去了。即使如此，我们这一次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从那么穷变成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水平从两三百美元上升到九千美元，可以说现在是中国离成为现代化伟大国家最近的时候。

但没有人能保证我们一定赢。这要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的抉择——政府怎么做，企业怎么做，还有高校怎么做。如果做得对，是一个结果，如果做得不对，是另外一个结果。但是如果一定要问我们的前景会怎么样？我愿意把宝押在我们的突围能够成功这一面。

为什么呢？因为我观察中国经济，观察我们国人，有一个明显的文化心理上的特点，就是形势差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比较好，甚至是形势越差，表现越好。遗憾的是，如果形势一转好，我们的表现常常就变差了，自我得意、未富先奢。当形势好，我们的表现也比较好的时候，那就是中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的一天。我们要共同为此奋斗。

（本文根据周其仁教授在基石资本年会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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