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编者按：8月25日，亚布力论坛2018年夏季高峰会特邀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出席并作为主讲嘉宾为与会嘉宾解码“佛山样本”。什么是佛山样本？我们为什么要解码佛山样本？他说，佛山很中国，这个样本非常值得很多城市去学习和借鉴。《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何振红主持该场论坛，远大集团董事长兼CEO张跃，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启强，佛山欧神诺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德镇陶瓷大学客座教授鲍杰军，中国自动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宣瑞国，上海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车建新，参与对话讨论。《亚布力观点》将其中精彩内容进行摘选刊登，以期与广大读者共同解码“佛山样本”。

张燕生：什么叫“佛山样本”？佛山虽然不是特区、不是省会，也不是国家发展重大科技、重大产业的地方，但因为佛山的发展就是靠市场经济、靠草根，在过去40年形成了佛山模式。而中国的未来就是草根的未来、民营企业的未来、中小企业的未来，所以我们要研究佛山模式，讨论“佛山样本”。

在对佛山的调查研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佛山提倡政府、市场、社会，没有大和小、没有强和弱、没有多和少，政府和市场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佛山的草根能够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作用、社会的作用，三方形成合力，来推动佛山过去40年的发展。

下一步如何发展？我认为，佛山草根应该要发展现代化、高质量、全球化。但是目前草根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缺渠道、缺品牌。这种情况下，应该需要“双引擎”。

一个发动机叫“双创”，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有一个发动机叫“双公”，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双公”比“双创”更重要。比如，企业转型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培养合格的高素质员工？这需要发展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佛山喊的口号是“对标德国和欧洲、学习德国和欧洲”，它们如何构建双元教育体系呢？一半的孩子学习知识，一半的孩子学习技能。这种事情光靠企业是做不到的，它需要政府、全社会共同来做。

还有一个问题是缺技术。德国有一个机构，有2.2万研发工程师，在七大领域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比如缺关键的零部件、缺工艺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的服务对草根的发展至关重要。德国为草根提供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的机构有四个，每一家都有几万名员工。这些机构的钱是哪儿来的呢？1/3是财政给的，不问用途，只要能帮企业解决问题，这笔钱就可以花；1/3是项目的公共经费；1/3是有偿使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草根的转型涉及到方方面面，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和政策环境等，而一个好的政府，在转型时期是至关重要的。

透视全球制造业的新格局，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2017年是全球制造业企稳向好的一年。2016年全球制造业的增速是2.1%，2017年是3.2%。因此，2017年是全球GDP企稳向好、全球贸易企稳向好、全球制造业企稳向好的一年。

第二，2017年是全球制造业企稳向好的一年，哪些国家表现更好呢？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增长曲线、斜率要更陡峭。过去十年，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进行了结构调整。目前来看，已经开始见效。

第三，在制造业当中，表现最好的制造业是哪一个部分？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率是5.3%，显著高于中等技术的2%和低技术的3%。

以上三个方面告诉我们，从全球制造业的形势看，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态势是比较好的。对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讲，如果能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进入到中高端，也是我们进入到增长快车道的一个表现。

从中国人的角度讲，我们希望通过中国制造2025，实现从过去40年的“代工”、“贴牌”转向自主，让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进入到中高端。其次，就是从过去的简单模仿走向科技创新。

现在，美国以及很多国家都担心，如果中国的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他们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当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时，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我非常认同一位优秀的佛山企业家所讲，当我们的制造业开始进入到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和传统制造业强国形成一个包容发展的新模式，依靠的不是替代，而是创造。

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比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大幅度改善，2017年为知识产权付费370亿美元，在全球排第二。

说回到佛山，佛山故事的特点是什么？我们需要回顾过去40年，我国的制造业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广东有两种生产模式：一种是佛山模式，发展内生市场经济的中小或民营企业，从制造业的最低端一点一点地往上走；还有一种模式是东莞模式，就是代工、贴牌。这两种模式完全不一样。东莞的模式是招商引资的模式，就是营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有一个好的服务型政府，有一套好的优惠政策，然后把境外或者外地的企业吸引过来。这种模式大部分都是代工、外资。而佛山模式，是政府把它的权力从市下放到区，从区下放到镇，把权力下沉到最基层，才能够形成民营企业、草根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这两种模式在过去40年的发展路径是什么呢？首先看代工、贴牌的出口，我们叫加工贸易出口。1993年，加工贸易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的比重超过100%，也就是说半壁江山是代工、贴牌，以外资为主、以工序分工为主、以低端为主。1993年以后，这种代工模式持续增长，直到2008年才开始下降。

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有30年的半壁江山是代工？过去40年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我们用小经济体的模式，也就是代工，来发展市场、民营、制造业。从这个角度看，中兴通讯都没有关键核心技术的时候，代工贴牌怎么可能有核心技术？企业怎么可能科技创新呢？佛山模式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佛山的制造业也是一个生态发展模式，映射出中国制造业的“3岁、10岁、15岁、18岁”。但是，我们也看到，佛山从2012年以后开始发生实质的变化，这些草根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从传统转向现代化，而且从中国开始走向世界。

在研究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的效率之后，我们发现佛山制造业能有今天的发展，和一般制造业的所有制结构有密切关系。一般制造业中，民营企业占比61.2%，国有企业占比27.8%，外商投资企业占比11%。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比7成以上，形成了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只要努力，你就能够发展出来。

目前，佛山已经进入到了创新驱动的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广东的研发强度是2.56%，投入创新的资金超过5000亿；深圳的研发强度是4.1%，投入创新的资金超过800亿；佛山的研发强度是2.7%，投入创新的资金超过200亿。“研发强度”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为创新驱动的重要指标。佛山一个地级市投入创新的资金超过了江西省、山西省等14个省、市、自治区，而且它是在一个长期金融抑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草根。草根创造了奇迹，内生经济创造了奇迹，中小企业创造了奇迹。

但如何解决佛山草根的转型问题？还是需要国家帮助它，比如在一些重大的科学装置、重大的高技术制造业项目等方面。佛山人喊的口号是“草根转型”。怎么转？对标德国。怎么对标德国？怎么把德国的工业服务引到佛山来？佛山人怎么做的呢？把长春的一汽大众引进来，GDP算长春的，税收算长春的，而这个企业给了草根一个榜样，让草根看到跨国公司是如何生产、如何研发、如何销售的。中国人从来都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佛山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市场能够改造佛山，市场能够改变佛山的制造业，我相信制造业也能够改变中国。

何振红：刚才您提到，全球制造业开始企稳向好，制造业也企稳向好，而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是快的，高技术产业增长速度也是快的。在新技术不断变化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城市靠这样的自我积累，包括自己去投资、去做创新，能不能赶上这一轮制造业新的变化？现在的制造业迅速进入了智能制造的阶段，这个过程中佛山的挑战是什么？制造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过去40年，佛山的发展可以成为中国非常多城市的样本，未来10年、30年是否可以成为中国制造业、城市制造业的一个样本？

张燕生：佛山最宝贵的是有一批开了窍的企业家，一批开了窍的年轻人。但佛山没有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没有一流的真正在全球顶尖的创新型企业，佛山也没有一流的公共技术平台。佛山的政府很努力，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把中科院各个研究所引到佛山，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引到佛山，千方百计地想成立一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我建议佛山一定要开放性地开展跨境创新，全世界谁有技术、工艺、渠道，就跟谁合作。佛山有中国的优势，大市场、产业链、高储蓄率和充分开放的经济。虽然我说草根转型很难，但众人拾柴火焰高，就可以一步一步构建转型的底子。

何启强：佛山是内生经济，从当时的乡镇改制开始，慢慢从基础薄弱的地方做下去。现在佛山面临的问题，就是传统制造业做得不错，但是科技含量不高。相反，东莞由于引进了很多国际上的技术，接触高级职业技术的能力强一些。再高级的制造业也需要传统的配套，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包容共赢。

宣瑞国：我自己做的两个产业，一个是高铁装备制造，一个是自动化产业。自动化产业，一年在中国有1.4万亿左右的产值，其中76%来自国外6家大的自动化公司，包括ABB、西门子等，而中国企业占了非常小的份额。另外高铁装备制造业，中车一年大概有3000亿左右的营业额，占了全球70%的市场。尤其是南北车合并以后形成了一个巨无霸，全球无人能企及。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东南亚的、土耳其的、拉丁美洲的，只要是中车所到之处，全部拿下。这两个产业恰恰证明，中国制造业的要素中，最需要的就是人才、技术。

中国的自动化产业是完全草根的创造。几万家的中国企业，不管是在自动化还是信息化过程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可它们现在被压在了产业的最底层。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政府来支持？

张跃：不管是佛山样本还是中国制造，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怎样保护创新。政府给企业创新奖励，甚至有些地方直接说报一个专利奖多少钱，但不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创新是不会有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创新？可能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追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读书人偷书不算偷”，不认为知识是有价的，这个传统根深蒂固。

在中国要想搞创新，首先要改变文化，但是如果文化改变不了、意识改变不了，用强制的法律还是有可能的。政府要真的重视这件事，把知识产权的保护当做一件大事情，当做解决创新问题的重中之重，否则就没有人愿意花钱去搞研发，因为花了钱以后技术被别人剽窃，而剽窃的人没有任何成本风险，甚至连你的技术团队都拉走了。远大也一直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技术被别人轻易地拿走，我们不光花了钱、冒了险，还浪费了大量的机会成本，最后可能就是一场空。我们所有的产品，在面世前就开始有人剽窃，自始至终如此。所以，中国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要谈创新。

鲍杰军：在佛山创业经营的感觉是和谐，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去协调政府、市场。佛山，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完全没有依赖国家重点投入就在全国的GDP上排第16位，在工业总产值上排第5位。这是怎么做到的？最关键的是佛山能够形成产业链、产业集群，佛山的绝大多数企业都与民生息息相关。以建陶行业来说，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佛山的产业集群跟产业链是最大最强的。中国瓷砖每年的总产量接近100亿平方米，西班牙、意大利等传统强国，每年的产量大概是4亿平方米，还不到中国的一个零头。但是，意大利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最早的时候我们模仿，后面强调自主创新，现在是整合创新。我们可以到意大利挑选最新的装备、原材料，甚至包括原创设计，结合自身产业链的基础进行创新，从而生产出全球领先的产品。

车建新：谈到未来的竞争，我认为，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互联网其实是很伟大的。但当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相比，互联网就是蚂蚁，人工智能就是大象。中国的工业企业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重视，不要认为我们现在活得很好，再过五年、十年可能连活路都没有了。人工智能不是煮青蛙的概念，煮青蛙是慢慢死去，它让你立即死去，立即没有市场，立即没有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