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粤港澳大湾区要成长为世界级的科技湾区，关键在于三地如何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发挥大湾区在科技创新和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协同作用，快速打通 “粤港澳青年人才大桥”，实现“湾”道超车。香港如何把创新潜力和国际“超级联络人”的巨大能量充分发挥出来，吸引更多顶尖科技人才？如何增进粤港澳三地青年合作创新创业的可能性，进一步落地人才流通，催化湾区更具广阔世界观以及对传统和潮流的敏锐触觉青年一代间的化学反应？

在2018年亚布力青年论坛第四届创新年会上，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启强，怡和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怡和（中国）有限公司主席许立庆，尚乘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蔡志坚，邵氏基金会特别顾问、亚洲理工学院准校长翁以登，香港菁英会主席庄家彬就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凤凰卫视制片人、主持人于盈主持了这场论坛。

于盈：粤港澳大湾区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但目前一些具体的规划还没有出台。粤港澳大湾区中有两个特别行政区、9个地级市，有3万多家国家级高新科技产业、16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经济总量约达10万亿元，堪比纽约大湾区。

和纽约、东京和旧金山三个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实行“一国两制”，有三个不同的关税区，在人、物、信息的交流和流通方面都存在一定限制，“一国两制”可能是湾区发展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也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最明显的优势。那么在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湾区的过程中，怎样落实三地具体的合作机制呢？

何启强：粤港澳大湾区是近几年提出的，我主要是从互补、融合的角度来理解它。事实上，互补四十多年前就存在了，当时的说法是“前店后厂”，相当于香港有一个接单的功能。我记得以前香港的产品不错，我们四五十年前买的香港的电风扇、电器质量都非常高。那时候船湾有很多工业大厦，都是厂房，后来由于内地慢慢开放，很多工厂移到内地，“前店后厂”模式就已经形成了。

香港的特点是国际化，国际交流频繁，而内地劳动力、土地成本较低，双方形成互补。现在香港的第二产业已经挪往内地，挪过去以后香港的优势是什么呢？

正如主持人所讲，“一国两制”可能是一种差异，但也可能是一种优势。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香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全球对香港制度的认同，非常有利于让中国的优势以及部分需要通过香港来弥补的功能发挥得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前店后厂”现在能不能发展成为香港的科研研发、知识产权保护与内地落地的互补？内地有庞大的市场、全方位的人才，可以负责落地。而很多知识产权在香港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国际认同，有利于吸引世界各地科技人员在香港进行研发。在这方面，尽管深圳科技发展非常好，但内地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为国外很多国家所诟病，当然其中不排除存在一些片面的主观因素。对比而言，香港的法律制度等各方面，的确有值得内地学习的地方。

于盈：您刚才提到“前店后厂”，说深圳和香港的关系由来已久。但我们看到香港和深圳及内地的经济实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初香港GDP占内地GDP15%左右，去年已经调整到了2.6%，和深圳GDP持平，甚至深圳略超香港。在这过程中，香港和深圳的角色应该如何调整呢？

何启强：虽然深圳和香港经济总量差不多，但是香港人均GDP仍然较高，尤其是香港的地理位置、法治环境及配套服务，在这些方面内地还要向香港学习。比如香港有很多人性化的配套设施，这不是硬件可以弥补的，而是内在深层次的、让人感到舒服的地方。尽管香港建筑物老旧，交通道路很窄且破旧，但很干净，堵车并不严重，行人很守规矩，这些都值得内地学习。

许立庆：长远来讲，粤港澳大湾区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大区，但初步来看，我们要尽可能让生产要素快速流通，这可以提高生产力和人均收入。

罗康瑞主席在演讲时提到香港的特色是金融和专业服务，但香港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不想做或者不够资格做金融和专业服务，那我能做什么？香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很差的。内地的财富排行榜三五年一变，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与今天上榜的是完全不同的人，而香港过去二十年与今天都是同一批人。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今天有人说要把科技引回香港，其实我觉得很难。深圳的科技已经做得很强了。在这里我要表达一个概念：不能说深圳只能做这个，香港只能做那个，而要让市场机制来促进竞争。如果用政府的力量限制住，又会违背把大湾区生产力提高的原则。如果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湾区内体制打通，那么香港年轻人出入就自由了，这是大湾区可以给香港年轻人提供的一个很好的出路。

于盈：蔡先生您在金融科技融合方面有什么样的体验？

蔡志坚：大湾区确实给企业家或年轻的创业者以无限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场景已经不是香港一个地方，其实是整个湾区、整个中国。刚才提到差异化才能让整个湾区同步发展，可以举例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于世界其他湾区第三产业占比较小，但在本湾区内，香港服务业领先其他城市。同时，现在的深圳在科研技术领域走在前沿。湾区内各城市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在这过程中，有几点是我比较关注的：第一，有没有沟通机制和平台的打通；第二有没有空间让大家联手做事，就是所谓的抱团取暖；第三是人才。

翁以登：从宏观角度来讲，大湾区这个概念非常好，具有宏观战略性。具体来说，区域中各城市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但做得好是优势，做得不好是分歧。就像不同的人在一起怎样找出对方的长处，互相配合，这很不容易。

我再讲讲对香港普通年轻人的看法。

第一，我认为如果他们想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机会去发展，可以留在香港，但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大湾区别的城市，如深圳、珠海等，利用内地的市场和机会。如果他们要进入内地市场，进行创业，就要有很高的科技成分。为什么？如果科技成分不高而想利用中国大市场，那我会认为香港的年轻人不太了解内地市场。

香港和内地社会、历史、年轻人的思维方法都很不同，让一个香港年轻人融入内地，创建一个像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不太可能。所以我给予香港年轻人的第一个建议是，如果想打进中国市场，科技创新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第二，如果自己不学科技专业，是不是就不能利用中国内地市场呢？不是。如果你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身边是一位内地来的学生，为什么不一起合作呢？他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了解可能比你多，会带来一些新贡献。阿里巴巴的二把手就来自国外，腾讯的二把手来自香港。香港年轻人如果在科技方面不够专业，又想打进中国内地市场，可以找一个中国内地的创业伙伴。这是我的第二点建议。

于盈：现在的香港年轻人有没有动力真正去了解、去融合、去合作呢？

翁以登：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对香港、对国家而言非常关键的问题。目前大湾区的具体政策还没有出台，但创业最终还要靠自己有想法。如果去硅谷，我们会发现这里很多创业者都有一个理念：想为社会带来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对人类、对社会有益的东西。我认为在这方面香港年轻人不要整天依赖政府，政府可以出台政策，但最终还是需要他们内心有热情。粤港澳大湾区机会难得，应该把握住。

于盈：创业的本质就是解决问题，如果连所处的大环境的问题都不能克服，创业之途确实可能遥遥无期。但整个社会的氛围也很重要，需要有拥抱风险和失败的包容性。庄家彬先生所在的香港菁英会融聚了很多香港的年轻精英，您怎么看香港的氛围？

庄家彬：粤港澳大湾区是给香港年轻人的一个机遇。它怎样给香港青年机会呢？

粤港澳大湾区融入了世界上几个湾区的特点，纽约湾区的金融特色在香港可以体现出来，日本湾区的制造能力在深圳和东莞能体现出来，硅谷的创新能力将来也可以在深圳体现出来。所以我认为这对香港的青年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香港年轻人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太安于现状，没有真正走进湾区探索一下，他们应该放大自己的眼光，不要只看到自己和香港的发展，应该看得更远，看到整个湾区，甚至整个中国。

人才方面，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因历史原因聚集了很多国际人才，当然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以及特区政府给予他们的政策和生活配套设施。在这方面，香港值得湾区其他地区学习。因为要吸引专业人才到湾区发展，不仅要看湾区整体经济走向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医疗、教育等完善的生活配套能力。

湾区的人口约有7000万人，整体GDP在全球排第11位，相当于整个俄罗斯。这是一个有动力的新市场，同时还依托整个中国的庞大市场，这对国际人才有相当的吸引力。通过香港这样的国际城市，湾区很容易吸收国外的专家或企业来落户。

从香港年轻人的角度讲粤港澳大湾区，就必须提到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政策，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可以帮助香港青年人到内地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帮助香港企业走出去，香港年轻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发展机遇。

于盈：如何具体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企业如何真正参与其中呢？

翁以登：现在很多企业还是在观察状态，都在等大湾区政策出台。我认为要有一些突破性政策，在关税、交通、货币等各个方面进行改变，否则还是纸上谈兵。

许立庆：制度是固定的，土地是有疆域的。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让湾区另外9座城市一步发展到与香港一样，几乎不可能，而且也违背了“一国两制”的精神。

那什么是可以流动的？人、资金、物等生产要素是可以流动的。怎样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让它们的流通更便捷？现在就是很好的时机，高铁、大桥都要通了，从香港到内地只需要一两个小时。

关于香港年轻人心态的改变，如果在香港长大，去上海、北京，差距会很大。可是到深圳、东莞、肇庆这些他们祖父母生活过的地方，文化、生活习惯各方面相差不大，他们会更适应。关键在于，他要衡量的是内地的发展机会，如果个人利益不会受损，他们就会愿意去。

吸引人才，除了待遇以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医疗、教育、文化舆论，这也是其他湾区成功的地方。金融、研发是比较硬的方面，这三个因素是软的方面，一定要有。

如果想要大湾区成功，不只要吸引国内人才，更应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那么，医疗、教育、文化休闲就要符合他们的要求。因此，除了各地不同的定位以外，还要能够提供优质的教育、医疗、休闲文化，这样才能吸引到人才。人才是成功的一切，没有人才其他都是空谈。

另外，政府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政府要把规则定清楚，但仍要鼓励竞争，不能强调这个城市只能做什么、那个城市只能做什么。   

何启强：首先是政策层面，现在大家都想等大湾区政策出台，但我认为经济行为要用市场的眼光去看。企业首先要看湾区各地是否有天然的互补的地方，是否有利于企业发展。

科研方面，中国对靠近产业化的科研较感兴趣，如深圳的科研创新是以企业创新为主，不是学术创新，而香港的科技发展较多在大学中。对于科技而言，这种深度的研究不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效益。很多科研成果没有得到应用，就无法产生经济价值，而中国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很容易分摊整个科研成本。因此，以香港为源头的学术研发可以通过大陆市场去落地。那么在这过程中，如何让学术研发这一环节能够享受到落地后的成果？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如何吸引科研人才？有很多方面。比如大陆与香港的税率相差非常大，湾区融合后两地应该按什么标准来征税？还有交通，异地两检问题不解决，其他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此外还有医疗问题等等。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需要综合、全面考虑，事业、人才、环境等各方面都要以人为本。

于盈：基础科研特别重要。我采访过一位以色列的科学研究院院长，他说他们一直在做的是几十年后才能找到产业用途的事情。其实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发明，都不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是科学家们抱着一种对大自然的热爱才去研究的，这也与我们现在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同。长远来说，基础科研的研究才能保证明天、后天的我们仍然走在创新的前沿。

蔡志坚：这些实际性问题都需要解决，要等待粤港澳大湾区细节公布。

其实我非常乐观。在原来的经济基础上，香港已经成熟的大企业家基本没什么变动。但是内地改革开放40年来，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成长、成功，也让香港年轻一代看到了很多实际案例和应用成果。这非常重要，因为应用和成果如果看不见、摸不到，香港的年轻人怎么去拥抱创意创新，怎么应用到事业发展中呢？现在很多独角兽登陆香港资本市场，随着他们财富的积累、企业的壮大，我相信能触动很多香港年轻人。

庄家彬：我也认为这几年香港的创新机会变多了，尤其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投资的机会也比以前多，也可能是由于这几年香港对创新比较关注。

香港这20年在股票市场、地产领域发展很好。因为地产领域利润高，所以很多传统的制造业或工业企业家都变相去做投资或地产商，这很可惜。但这也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投资所获得的利润让一些家族企业拥有资源，他们现在也无法投资创新科技产业。

以前企业家谈论的都是去哪里圈地、投资什么地产项目，但现在大家谈论的都是有什么创投公司、哪里的生物科技较发达、哪里的云数据较好。整个香港，尤其是与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现在都在往这方向走。

于盈：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超级联系人，以前更多地是把资金和技术、人才引进来，现在则可能是帮助中国内地的企业、资金、人才走出去，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深圳是现在全国创新的中心，人才丰富；东莞及其他的几个城市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珠海生态环境良好。如果这些城市能真正实现互补和融合，那将潜力无限。同时对于大湾区具体政策的出台，落实一些构想，我们也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