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据为例,数据是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资产,但它更可能高度垄断在互联网大公司手上,比如我们目前的出行数据,造成新的“赢家通吃”。“赢家通吃”很可能是未来社会的常态。传统分配体系需要改进,以适应新的社会形态。可能的悖论在于,除了政府的合理作为,改进传统分配体系最重要的工具,很可能还是互联网技术。
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鹰,金沙江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丁健,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树新,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毛大庆,物美集团总裁张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吴鹰:有很多人愤愤不平,说互联网抢了传统行业或者很多其他行业的收入。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收入和分配问题,分配包括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和利益分配,以及个人的分配。首先,请丁健总谈谈看法。
丁健:2016年10月,我在麻省理工上课,有一位教授用非常清晰的数据指出,过去的四五十年来,对于贫富不均、分配影响最大的是高科技。因为技术加剧了“赢家通吃”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到了互联网时代,造成了财富的聚集效应速度要比以往快很多,包括像《反垄断法》等针对的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的垄断,在今天跟不上高科技的变化。我从事的行业又是专门在制造垄断和所谓的独角兽,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财富集聚效应的强烈,特别是资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当今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所起到的作用非常之大,远超我们的想象。而数据反过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变成了具有价值和财富意义的新的东西。在掌握数据,特别是掌握大量数据甚至比较有垄断性、全方位的数据之后,在竞争方面就出现了很强大的壁垒,这种壁垒就相当于过去对于资本、土地占有的垄断,或是对大机器生产资料的垄断。新的数据方面的占有,确实造成了新垄断现象的出现。而这种数据的垄断又恰恰是最强的,因为并不需要遍布各地。每一个人能不能通过把自己的数据变现分享到财富,这是各个国家目前都在研究的。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相对还比较弱,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吴鹰:张树新总认为赢者通吃的形态会不会出现?不局限于行,衣食住行可以展开来说。
张树新:我觉得这一情况一定会越来越强,因为数字化行业天生具有递增效应,一旦突破了瓶颈便是强者愈强,在达到某个平台规模之后就是递增效应和倍速增长。问题在于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假设在原有的工业社会秩序之中,我们是有公共领域的。我们有政府、监管,有很多组织和企业,传统的银行、银监会、总行用各种方式做了很多监管。在新的原子星球和数字星球的迁徙中,我们面对的是第二个地球,在这里已经长出了纯粹是未来的生命。对于它来讲,资本驱动、市场驱动、攻城略地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也进入了无人之地,什么监管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在整个互联网行业内一直在发生。互联网天生是反中心的,是无中心秩序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未来的监管和公共区域怎么形成,未来的伦理和法律都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全世界都要面临的问题,而中国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吴鹰:张斌,你们有一千多家店,但利润率被挤得很薄,这是因为互联网公司的冲击吗?有很多电商也没有赚钱,阿里巴巴主要是靠广告收入赚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斌:其实目前电子商务公司真正靠电子商务赚钱的非常少,从起步上来讲和一般商业企业比就是不公平的竞争状态,为什么能形成这样的状态?因为它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大的预期,让人们觉得能够在获得大部分的市场和数据之后,通过这些资源可以做到赢者通吃的局面。现实中电子商务的到来给传统行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竞争上来讲,如果现在开设某一家电子商务的实体店,以获得数据入口和客户为目标,可以不计成本地进行操作。这对消费者来讲是非常现实的,肯定会选择价格更低的一方进行消费,给传统行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样的趋势是势不可当的,是不可逆的。互联网不是一般的技术,一般的技术在形成技术壁垒之后可以保护自己很多年。但互联网是底层的物质结构,产生的都是具有颠覆性的东西,传统企业继续严守传统是不可能生存的。因为底层物质结构在未来就会像电一样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生硬地拒绝显然是不可行的,必须要在心态和行动上积极地进行拥抱,才能把线上线下业务混为一体,才能够有生存的可能。
汤敏:应该说互联网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科技,把整个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条件之下,所有经济学原理强调边际效益递减,多了之后成本会变高。因此规模效益越来越大,用政府的《反垄断法》可以控制住,每个行业都是如此。而且我们的法律、制度、社会体系是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因此在未来会发生一个巨大的,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过的变化。
在所有的收入分配当中,现在最值得担心的是就业问题,因为未来会有大量的失业出现。首先遭遇这一问题的是那些脆弱群体,农民工和贫困人口。现在无人机送货已经出现,自动驾驶技术也在快速发展,未来的汽车可以24小时在街上跑,只需要目前十分之一的出租车数量,这些肯定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当然,未来也会出现新的产业,但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人能否迅速转向新产业,因为当今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而我们也不能过早地进行管制,这会使我们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落后,因此还是先让子弹自由地飞一会儿。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全民的学习机制。在新产业出现的时候,可以用这套灵活、高效、低成本的终身教育体系,让人们在失业之后快速转换到其他行业当中。
张树新: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关注:一个是漫延效应,另一个是再部落化。我们今天的信息赋能到每个个体,会导致打散之后的重新群聚。今天人类社会的很多组织聚合,单位、集体、国家、农村、工厂,都是工业革命以来慢慢形成的社会分工。数字化形成了新的分工,打碎之后再重组,而这个过程中再部落。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可能会重新出现,包括各种新的工匠行业。因为互联网和新的数字化平台解决了所有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问题。
吴鹰:我同意汤敏的观点,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二十年的美国,受教育程度不够高的人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这是教育的失败。我觉得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以后,中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普通的大学生可能会找不到工作,但是百度这样的公司同样也找不到AI人才。
毛大庆:互联网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变化,其实就是原来各种工业时代的垄断要素现在被互联网打破了。BAT这几家公司是不是垄断型企业?它们确实在风口上垄断了很多东西,产生了很多平台公司。但平台公司不存在垄断,平台公司上的东西很难垄断为单一要素,它的作用就是让要素流动,但这个风口可能被某些人垄断。但是一个风口还会产生新风口,所以未来二十年中阿里巴巴是否还是风口的控制者?答案并不是肯定的。风口在不断产生,就会有人争夺风口,风口上的赢家通吃不代表垄断资源。衍生平台就是摊薄垄断,无论今天的共享汽车、共享自行车、共享办公,办的一件事就是使很多原来可能要靠分配制度解决的事流动起来。
吴鹰:我不太认可赢者通吃现象。从衣食住行的角度来看,在吃这一点上就很难,因为每个人都得亲自吃,口味又不一样。衣服也很难,住也很难。其实互联网最开始就是一个底层技术,这个技术解决了一个很便宜的连接问题——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信息不透明问题,但是信任机制的问题没有解决。区块链把可追溯性、不可篡改性连接上移动互联网来做,把信任问题解决了。在互联网的下半场,赢者通吃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还是会使这种情况加剧?
丁健:我觉得大家对区块链有过高的期望,它解决不了赢者通吃的问题,更解决不了AI取代就业的问题。这是大势所趋,只会越来越严重。寄希望于教育来改变整个状态,实际上是失败的。因为这些人确实到了被取代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转行被教育。所以教育改变这种现象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值。
平台化提供了很多全新的机会,很多个体和就业与以前的定义不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过去的传统让这些小企业实际上和平台是没有博弈能力的。从这个程度上来讲,解决的方法是政策和法规。比如像以前工人也没有办法和资本家进行博弈,所以后来出现了最低工资、工会制度,这就是从法规上进行的改变。专门针对这些小企业、小平台、小公司和大平台之间的博弈的这些能力,怎么样对它们进行保护,这些问题实际上通过毛大庆的优客工场等已经进行了非常优秀的前瞻性探索。我们的小公司、小企业在面对这些大平台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当我们走向平台变成小电商、夫妻小店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数据上受到什么样的保护?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当下真正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而这些恰好可以通过技术、区块链、信用认证等很多技术来解决。
毛大庆:世界经济有一个趋势,就是它的社会劳动雇佣关系变了,就是群体跟平台的合作。以前是老板雇佣工人,现在是群体跟平台合作,这是劳动关系的一个根本变化,我们都认同人人共享带来的不可思议的生产率和效率。地方平台和群体之间的博弈有一个特征,如果群体有动力给平台做奉献的时候,这个平台一定能成功;但如果平台不能给群体一定的回报,那它就会逐渐失去这个群体,走向失败。我觉得共享经济和平台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本身就是在解决某种意义的分配和差距问题。
汤敏:未来的教育一定能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我们现在急需的是一种全新的终身教育,灵活、有效、大规模、低价的教育,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丁健:在制造业方面,在还没有机器人产生的时候,AI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些东西一旦实现了自动化,效率和生产产品的正确率都会大幅度提升。这反过来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从效率角度来讲,对人的需求降低了。未来社会可能只需要5%的人创造财富给大家吃喝玩乐就够了,其余的95%的人口就是相互娱乐,虽然可能离我们较远,但最终很可能进入到这样的社会模式,大量工作逐步消失一定会成为现实。
张斌:互联网的发展势头对底层带来了冲击,传统行业不彻底拥抱互联网是不可能生存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回归商业本质,一个人、一个企业都是要有商业本质的。比方说做零售的,就是来研究如何能够用高效率、低成本,把好的商品送到顾客的手中,让顾客满意。
张树新:大工业时代是劳动密集型的,未来哪怕是再部落化的个体消费的兴起,对于人工本身的用量一定是剧烈缩小的。人类大规模的用工时代结束了,就像东莞出现的现象,当富士康启用了机器人之后,大部分工人只能回家。很大程度上讲确实是范式在变化,这个变化会产生大量冗余的人员,而且有些人员不可能具备数字化技能,在未来的数字化社会中不具有就业能力,这就是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