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60岁在中国古语中又被称为“花甲”或“耳顺”，颇有些迟暮的意味，但对于有些人而言，他们的新征程才刚开始！

       在2017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天津峰会上，当当网联合创始人、董事长俞渝对话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李东生，就“男人六十”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家国情怀

       俞渝：在互联网界，像我这样带着当当网走过了18年的人被称为“老兵”，那么陈东升董事长和李东生董事长就是商界“老将”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商业之旅，探索他们的商业心灵。

       两位都是各自行业中的佼佼者，你们创造自己商业帝国的初心是什么？

       陈东升：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所谓的家国情怀，一代一代创业家在成长，这个民族就有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

       我出生在50年代，这一代人经常被形容为“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好战士”，青少年时期接受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教育，年轻时代的偶像是华罗庚等科学家，或者是雷锋、王杰这样的英雄。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作为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上大学的第一批人，我们成为了很时尚的一批人。当然，现在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是老派的一代人。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做了5年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研究，后来到国务院发展中心做副主编，办杂志、搞学术，直到经商改变了我的人生。

       1987年底，我创立“中国500家大企业”评价，在学习美国《财富》杂志对500家大型工业企业的评价方法时逐渐发现，全球500家大企业和国家经济总量是成正比的：美国经济总量第一，全球500强企业数最多；今天中国经济总量第二，500强企业数量第二。那时候我就在想是实业强国，还是科学强国？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实业强国更重要：只有拥有一批大型的世界跨国企业，中华民族才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下海经商，我是怀抱崇高理想的。

       李东生：我和东升同属一个年代，同一时期大学毕业。大学毕业我就开始做企业了。做企业之初，我所考虑的事情还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情怀一定有。下乡时我住在茅草房里，就在蚊帐上挂了一个条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希望尽量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起步时，我们只是一个小作坊企业，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怎么才能够活下去？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还属于短缺经济，只要认真做，无论生产何种消费产品都能赚钱，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

       随着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与许多国际大公司有了更多交往。1987年我30岁，大学毕业刚满5年。我到访飞利浦欧洲总部，当时感觉就像朝圣一样，是带着仰望的心情去参观的。那时飞利浦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已经很高，特别是我在飞利浦的光电研发中心第一次接触到了CD技术，而当时中国根本就没有CD产品。飞利浦公司赠给了我一个纪念品,是一个做灯泡的女孩雕塑，这个雕塑见证了飞利浦100年间从做灯泡的小作坊变成跨国巨头的成长历程。

       参观完后，我深受震撼，就此给自己立下目标，希望能把TCL做成一家像飞利浦那样在全球电子业有影响的企业。这么多年来，TCL一直在朝这个目标不懈努力。近年来，TCL在法国、中东以及北美市场已经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中国品牌，并连续三年被评为“美国市场成长最快的电视品牌”。未来我们将继续在全球布局，努力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产品国际品牌。

专业理想主义

       俞渝：在两位走过的二三十年企业之路中，有哪些经验会对我们或者当前创业者产生启发？

       陈东升：中国改革开放到明年就40年了。中国这三四十年，创业大潮浩浩荡荡，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我总是想，商人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这也是商业机会主义和专业理想主义的区别。如果这儿赚钱在这儿做，那儿赚钱在那儿做，这是机会主义。在今天，如果要做真正伟大的企业，做一个百年老字号的企业，就要将“专注”做成品牌，提倡专业理想主义，批判、放弃机会主义。

       李东生：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能够坚持走到今天的确实不多。80年代机会遍地，赚钱还比较容易。9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国家逐步对外开放，我们面临的来自国外的竞争在加剧，同时国内同行的竞争力也在大幅提高。你如果没有跟上这一变化，不断进步，可能就会被淘汰。要能够持续成功，有几点很重要。

       第一，把握好公司的方向和战略。战略对我来说是较为后期的事情，刚开始我就给自己定小目标。初期我们生产磁带，我给自己定的小目标就是在录音磁带中赚第一桶金。后来电话也普及了。我大学毕业时，惠阳用的电话机都是老式的摇把子电话。1985年有个日本考察团来惠阳考察，临走的时候，他们想要当地政府办公室桌上的一台摇把子电话留念，原来这部电话是半个多世纪前日本生产的，在日本人眼里这已经成为了古董，但我们还在当宝贝一样使用。中国电子通讯业的落后，让我感到十分汗颜，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生产出中国人自己的先进电话机。我们跟随时代潮流给自己定下一个一个小目标，小目标达成后，形成了系统的积累，从而进一步给自己定一个更大的目标。

       第二，要非常努力。在任何阶段的竞争中，企业和企业家被淘汰，其中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就是不够努力。我和一位做投资的企业家交流时，他提到，当时投资企业，去对方公司看到员工把铺盖放在实验室里。他说，“就冲这一点，我就敢投他们，因为他们那么拼，成功机会一定比别人更大。

       第三，还要不断学习。当前中国整个经济、企业、产品技术、管理观念都在不断演进和发展。在今天的一些领域中，中国企业能够成为领先者，成为全世界的标杆，靠的也正是不断的学习。我们的科技水平跟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比，以前一直都处于跟随的地位，现在包括TCL在内的中国企业已经在持续发力、逐步赶超，超越国际巨头不再是梦想。在电子产品领域，三星几乎布局了全产业链，但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快速成长，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年积累，中国家电企业整体实力与三星的差距已在缩小。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家电企业一定会超过三星。企业家一定要有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和勇气，我相信未来中国制造一定能够实现创新的领先。

最后，作为一个企业家，要有责任、担当，要能够担责、有能力担责、有意愿担责。

跑马圈地时代的坚守

       俞渝：陈东升董事长提到了两个词，“商业机会主义”和“专业理想主义”。这突然让我想起，前几年保险公司频频举牌，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陈东升：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第二是要防范金融风险；第三是推进金融的改革和创新。

       今年保险业发生了一些情况，为什么泰康能在这样一个繁杂纷乱的金融环境中坚守自己？凭借的就是对“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价值观的坚守，战略的坚守。

       第一，走专业化的道路。我们不做“金融宽带”，也不搞多元化金融。在这次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说得很清楚，专注主业。未来，谁可以走得更远？我认为是更专注的公司。

       第二，坚持市场化。我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要做市场和监管的好学生。我是一个超级的专业主义者，超级的市场主义者，我们眼睛盯着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尊重市场规律，遵守市场规则，遵循清清白白的政商关系。

       第三，讲究规范化。保险业跑马圈地的时代，我们讲诚信经营。

       除了三化，我们还坚持不偷、不抢、不争。

       不偷就是不占国有资本的便宜。2014-2015年，泰康五个国有股东相继通过北京股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所持股份，他们原始出资金额1.8亿元，合计转让金额超过115亿元，持有期间还有分红。

       不抢，就是不跟风去举牌、去控股。保险资金是人们的钱、是大众的钱。我经常讲，人寿保险公司，其实是社会资本，这是大家的钱。社会资本不能够作为你自己的去控股，甚至收购企业占大股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根本不去做，也不跟这个风，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价值。

       不争就是不争一时。

       不偷、不抢、不争，那怎么发展呢？就靠创新了。

“熬”下来做实业

       俞渝：李东生董事长，在这35年中，面临这么多诱惑和机会，您是怎么做到坚守“实业救国”这一条路往前走的？

       李东生：从全球来看，在实业领域里，要成功就一定要专业。所以，选择专注实业，以实业为基础，发展相关多元化的业务，这是一个正确方向。任何领域都有风险，只有专注，把事情做好，并坚持下去，才能够成功。

       这几年有很多企业心态浮躁，不管自己之前是做什么的，一拥而上都搞金融、房地产，各种风险投资盛行，新的经济概念层出不穷。现在大家都想赚快钱，很少有人想静下心来做实业，因为做实业赚不了快钱。我想，做企业家就一定要熬得住，“伟大其实就是熬出来的”，有的互联网企业看似站在风口飞速成长，但如果没有好的产品和业绩支撑，光靠讲故事、做PPT来融资烧钱，是很难长久发展的。做实业利润不高，但比较稳定，风险也没有这么高，只要扎扎实实做好，一定有机会做成功。虚拟经济虽然能够快速制造热点，很多市场资本会快速进入，套利之后就能快速撤出来，但从长远来看，很难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没有这个根基，我国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更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未来中国要真正成为全球经济强国，实体经济一定要更加强大。

       俞渝：在当今时代，企业融资似乎已成为一个主旋律，但在你们创业时还没有融资、投资。在这35年中，没有投资，TCL是如何从早期的小作坊成长为今天制造业“巨无霸”的？

       李东生：企业初创时，只要企业能盈利，向银行借钱就比较容易。但当企业发展到较大规模时，借钱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一定要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企业自己的金融信用，即使在企业最困难、跨国并购亏损的时候，也要每一笔贷款到期了就还，还了再借。我们没有一次金融违约，这个记录很少有企业能够做到。所以到今天，我们的融资反而不是问题，我们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就能够融到资，发行企业债券需要非常良好的企业信誉来做背书，这也是当年的积累。所以，信用最重要。

       俞渝：您对高端制造业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李东生：这肯定是产业发展的方向，无论互联网怎样服务，最终还是要有实实在在的产品，比如我们想要有汽车、冰箱，这些都需要制造出来。对工业来讲，制造业很难简单定义为高端、低端，只要是市场上消费者需要的就是产业必须要去做的。但是整个产业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国家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现在中国的资金、资源都向智能制造领域加速汇集，这可能是一个万亿级的产业。未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会是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长期主题。

       如何能够做到具有高端制造业的能力？第一，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必须要进入现在的企业中，它能够大量地取代、减少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目前中国智能制造要解决几个重要问题。一个就是智能化零部件的国产化。现在工业机器人采用的传感器、减速器等关键零部件，大部分还需要进口，将来智能制造的大范围运用，必须要有中国自己的配套产业来提供关键部件，不能长期受制于人。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尽快建立工业物联网，它能将机器、控制系统、信息系统和终端都连接起来，通过对工业大数据的全面感知、实时统计与建模分析，实现智能决策、智能控制的功能。

       第二，产品要做到精致、极致，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

       第三，业务和服务端也与互联网有关。以前卖出产品，交易业务就结束；而现在一个业务的结束是下一个业务的开始，卖出手机、家电，要通过互联网为用户提供更多应用和服务，我们一定要适应这种新业态的转变。

仍是“少年”

       俞渝：两位都是企业界的带头人，企业界另外一位带头大哥——联想的柳传志先生，曾经在病床上将企业交棒给了28岁的杨元庆。我想问二位，如果有一天你们精力不足的时候，会交棒给谁？

       李东生：企业一代代传承，这是自然规律。年轻一代比上一代会做得更好，这也是自然规律。所以，我们迟早是要交棒的。但目前，我还没有交棒的意愿，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实业领域和互联网新兴产业不同，它需要积累，企业的很多核心能力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在很多新兴技术领域，只要有一项重大突破，就有可能颠覆整个产业，所以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能够将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企业打败。但在实业领域，我认为不太可能。

       另外，实业要不断进步。其实现在我花时间最多的地方不是在产品、工业制造方面，而是在未来发展的一些新领域，如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我要和年轻的同事、团队一起学习，适应这些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寻找能够胜任这方面工作的年轻一代。我相信未来我的接班人一定是更年轻的，来自更多新技术、新经济领域的人。我还会在企业里继续做下去，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会把企业经营管理的责任交给年轻一代，我自己就给他们“站台”，在企业资源整合方面给他们助力，为他们协调合作伙伴。

       60岁就是30公岁，要用30岁的心态继续努力做事。我现在的心态还很年轻，还有着很强的好奇心、求知欲，可以接受很多新鲜事物。人的心要是老了，变得僵化和保守，就是真的老了。

       陈东升：去年是泰康成立20周年，我们用了一个词——“一个奔跑的少年”，我现在还是一个“少年”。

       在2017年亚布力年会的亚布力好声音上，我说我希望可以把泰康的医养产业进行到底。改变中国人，特别是老年人对生命的态度，在中国发起一场“养老革命”，让老年人为自己活着，活得比年轻人更美丽、更灿烂。这是我的一个超级使命。具体表现在两个层次：

       一个是价值观层面或者观念层面，改变中国老年人对生命的态度，为自己而活。人生的四个阶段，童年的纯真、少年的狂野、中年的潇洒、老年的神闲，中国人纯真、狂野、潇洒都做到了，唯独老年的神闲做不到，特别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过来的人，普遍对自己比较苛刻。像我的妈妈，也住在我们的养老社区，但在家里她甚至还把我们的啤酒瓶、矿泉水瓶留下来卖废品，因为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就是这样，很难改变。

       10年前，我在美国一个养老社区中看到一个95岁的老先生在跑步机上跑步，一群80多岁的老人在跳芭蕾舞。今天的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但如果十年前中国有一位95岁的老先生在跑步机上跑步，肯定会被认为是神经病——明天就要见上帝了还跑什么步！而在今天的泰康养老社区比比皆是：老年芭蕾舞团平均年龄73岁，合唱团中甚至有一位94岁的老太太上台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另一个是降低成本，让更多的人享受高品质养老。当年福特先生造汽车的目标是让工人都坐上汽车，通过做一个汽车流水线大大降低成本，以至于今天的中产阶级都有了汽车。其实养老也是这样，我们也要让养老成本降下来。

       我的另一个使命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类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幸福、身体的健康。做人寿保险服务业就是要解决人的生老病死问题，让人们健康、长寿、富足。

       我毕竟60岁了，不服老是一种心态，但也要开始培养年轻人、接班人，这是一个逐渐的、慢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