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冯仑（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与潘石屹（SOHO（中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易小迪（阳光100集团董事会主席）、刘军（成都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王功权（青普旅游首席战略官）、王启富（富鼎和股权投资基金总裁），这六个性格鲜明、各有所长的男人，共聚一堂，在海南呼啸聚义，被人称为“万通六君子”。几年后，万通六君子都实现了各自的精彩，相继闯出一方霸业，成就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佳话。“万通六兄弟”的命运，裹杂在时代洪流中，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王维嘉：海南的“坏人们”终于又聚在一起了，其实“万通六君子”相当于中国民营企业野蛮成长的一个标志性组合，非常有名气。大家感兴趣的是你们当年如何“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地闯荡江湖，后来又走上了不同道路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关于你们的书，也了解过“六君子”的历史，但我还是想请你们讲一讲，当年你们六个人是怎么聚在一起的，怎么就开始了这么一段历程？

       冯仑：在成立万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我最早认识的是启富，启富又把功权介绍给我。那时功权在海南省秀港工业公司当老总，我在体改办，聊了几次后，觉得臭味相投。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后来从成都的国营企业偷跑出来，那时候不叫“辞职”，他和功权是在海南的公共汽车上认识的。又赶上后来1989年的变化，我们4个就陆续去了南德打工。那时候潘石屹在我们原来单位下的分公司当副总。

       1991年我们前往海南办公司的时候，潘石屹也已经下海了，并且到了海南，只是当时我们没怎么见面。后来是通过小易（易小迪）介绍，我跟小潘就熟了。公司成立大半年之后，潘石屹加入了我们。

       王维嘉：很多人都不知道一开始的“海南热潮”是怎么回事，当时为什么全国各地的人都扑往海南？有什么大背景？你们到海南两眼一摸黑，找谁混去？

       王功权：深圳办特区的时候，第一批前往深圳大干一场的基本上是高干子弟，民间还搞不明白这个事儿，但是深圳后来成功了。所以当海南建省的时候，大家都扑了过去。而且海南建省规模更大，再加上那时候闯荡深圳已经不那么容易了，而海南却大有机会。

       王维嘉：你当时在吉林省的省委宣传部，为什么想去海南？

       王功权：我在省委宣传部的时候，就天天研究党的系统以外的事情，比如自己学管理。因为在省委宣传部，如果你不是学哲学、学政治、学马列或者是学中文的，就是专业不对口。我当时唯一想考的就是中央党校，但是因为一些事最终没有得到组织的批准。后来正好听说海南建省，就觉得到那儿去看看吧。

       王维嘉：启富，你原来在哪？本着什么初衷跑过去的？

       王启富：我们当时都是热血青年，都是为了理想去了海南，因为一个机缘有幸在那儿相遇。我当时在航天部工作，是造导弹的，在哈工大上过学。在黑龙江的时候，我有一个理想，当总统。但是中国没有总统的职位，当时年轻不知道。我看美国的总统、日本的首相、英国的首相都是学法律出身的，所以哈工大毕业以后，我又学了法律，是国内第一批政法大学双学位学生，1987年当了律师。

       海南一建省，我感觉有机会从政了。当时我就给海南省筹备组长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想为国家的改革做贡献。他们就给我发了征调函，我去了之后，被安排到了法院工作，但我还是想从政。后来有一个机会，我被介绍到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在那里跟功权相遇了。

       王维嘉：刘军和小迪，你们两个怎么去了海南？

       易小迪：现在想起来，当时好像是有点上当的味道。我是计划系毕业的研究生，当时找工作很容易。有一天老师跟我说了海南建省的事，我听到之后热血沸腾，就去了海南。一开始感觉挺好，但做了半年，我所在的公司就垮了。有一个人说，你来一趟海南也不容易，如果你不走，我就给你5万块钱，于是我就拿这钱办了一个印刷厂。印刷厂经营一年多之后，我知道了做生意的艰苦。后来我要去注册公司，但要先拿一个证，需要8000块钱。那时候8000块钱是我所有的流动资金，我拿到那个证之后，感觉这一张纸就值8000块钱。

       刘军：我跟小迪的经历比较类似。我是军人家庭出身，父亲从小就教育我，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折腾。我在北京理工大学学管理，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成都的一家国防工厂——成都国营光明器材厂。当时管理系号称是“厂长的摇篮”，但我到了工厂以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因为我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后来海南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不像深圳特区只对有关系的人开放，所以我就跟厂里请了假，去海南了。

       我在去海南的大巴车上认识了功权兄。当时他坐在我旁边，我就问他，兄弟你干啥的？他用考察的眼光看了我至少半分钟，想了想跟我说，去海南。我说，去海南干什么？他想了想半天说，找工作。我说，那肯定是找工作，不然去海南干什么？后面的故事，冯仑的书上都写了。总之，去海南的人，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王维嘉 ：如果我们今天要拍一部中国的“西部片”，“闯海南”的画面应该是什么样的？全国各地有多少像你们这样不安分的青年去海南？

       冯仑：是“十万青年下海南”，但是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性很大。政府觉得这样实在是不行，就让大家走，很多人不愿意走，就在当地开了“绝不回头小吃部”、“不回头饺子馆”。最后，好多人还是走了，只剩下我们这些人留了下来。

       我们几个一起办公司的时候，平均年龄是25岁。那个时候是非常有激情的，再加上海南是“三不信女人”和“不安分男人”的天堂。“三不信女人”就是“不信情史、不信婚史、不信家史”，加上不安分的男人，海南就热闹起来了。

       王维嘉：那你们到海南住哪儿、吃什么？到那儿面对的是什么情形？

       冯仑：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做讲师，政治体制改革到后期就结束了。海南准备建省的时候，我的两个同学一起来找我，我也就拎着包走了。到了海南，我们住在省委党校的楼顶上，在省委党校的食堂胡乱吃，这样的条件在海南还算可以，坐4毛钱的中巴就能去海南郊区。

       王启富：我一开始住在招待所，但是两三天就找到了工作，跟功权一起住，再后来就跟冯仑大哥住在一起了。那时候，冯仑也是天天给我们讲故事，但是没有钱。1994年以后，我们就跟冯仑一起回了北京。但再后来，我还是想回海南创业。海南那时候啥也没有，我就做纸张批发。然后易总和我一起做上下游，潘石屹搞培训，我们三个就住在店里。不久之后我们又回来跟功权一块做，刚开始做万通的时候，我记得也是拿东西把办公室隔起来，用木头加纤维板隔出来一个宿舍。

       易小迪：他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干过印刷厂，管理过员工，比较有经验。所以厂子也是我租的，一楼，非常便宜，那些住的地方也是我隔的。当时几万块钱能开一个很像样的公司。

       王维嘉：你们最初办公司，半年以后散摊了，大家又回了北京，这是怎么回事呢？

       冯仑：一开始没办公司，是在改革发展研究所做了半年，半年之后散摊了。散摊以后就到了北京，在南德打工。1991年，我们自己办公司的时候，又陆续回到了海南。我跟刘军一起给功权打电话，再找到小易，最后找到启富，几个人凑了3万块钱，拿到了一个公司执照，就开始起摊了。

       当时也没有想到后来的故事，用鸡汤点的话来说，就是创业这些事儿不是设计出来的，解决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时间长了，事儿就算成了。我记得有一次启富去买窗帘，把钱丢了，回来的时候很着急，因为我们就那么点钱。还有一次，我们要和别人去谈事，也没有钱，刘军就把一个朋友的录像机拿去典当了，用典当来的钱买机票，结果机票被人骗走了，也是非常沮丧地哭了。再有一件事，刘军要到北京盖一个章，如果这个章盖不下来，那么整件事儿就黄了，刘军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盖上，主动提出去完成这件事。今天回头想，那时候做每件事都很真诚、很用心，不害怕，等最后把事情都解决了，我们也都已经50多岁了。

       易小迪：当时借500万，利息是20%，利润要再分一半。那个条件，你仔细想想都不敢签字了。

       冯仑：的确，我们刚开始是一直借钱。借钱的原因是要做一个项目，买下8套别墅进行改造，再卖出去。于是我们去按揭，但是得先有500万自有资金，剩下的1300万通过信托来筹借，没有说要抵押，也没有说要担保。在北京，我就骑自行车到亚运村，找到那个可以借到钱的人，手写了一张借条。这个人只不过是愿意帮忙介绍真正愿意借钱给我们的人。之后，他让我到香港美食城见面，问我如何说服别人借钱给我，于是我就讲了一个小时，人家点头说还可以，才决定带我去见金主。等见到金主后，我又把之前说服别人借钱给我们的话说了一遍，金主说可以了，这才让功权办手续，到广东去拿钱。那时候我们胆子比小易要大，因为我们上一个东家就经常借钱，所以觉得借钱很正常。

       王启富：回想起来，我们也算是金融创新。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和功权、小易一块去拿那个执照，上面的名字是16个字：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其实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要干啥，公司还是挂靠的，叫“农业”可能觉得这方面有一点机会。后来，我们知道做房地产有机会，才开始做房地产。其实一开始是很模糊的，就是想干成一件事情，后来冯仑给我们定了目标——披荆斩棘，共赴未来。

       刘军：之所以能这么做，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政策背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框架，于是出现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城市信用社、财务公司、金融公司，还有信托投资公司。炒房、炒地的时候，海南的企业去内地借钱，有很多是从这类金融机构入手，我们也是如此。而且那时候的金融环境很宽松，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担保。但是注册公司非常难，一般人注册不下来，因为需要有一定的信用背书。

       王启富：不是难，是不允许。我学过法律，1993年才有《公司法》，在1993年之前，是不允许私人注册公司的，所以当时是挂靠，公司性质还是全民所有制，不是私营企业。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好得多。

       易小迪：除了冯仑之外，我再讲一个胆子大的人，潘石屹。这次潘石屹没有来，他平常跟我通电话比较多。记得那时他很兴奋，要成立一个8个亿的公司，我说8个亿太大了，还不起的，先成立个8000万的行不行？他说你懂什么。其实是8个亿的股份，股票凭证小潘印得跟真钱一样，一张卖130万，然后就让我拿着在北海卖。我说卖一块钱一股，他说不行，加价卖。

       冯仑：印股票要有凭证，潘石屹就联系了印钱的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印了股票，募集以后别人给一份子钱，我们给一张股票。

       王维嘉：你们就这样募了8个亿？

       冯仑：卖凭证是要枪毙的，但发定向募股是合规的，所以我们稍微谨慎了一点，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募股广告，所有的事也都经过了人民银行的批准。当时民间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就先开始弄了，批完以后，胆子就大了。

       王维嘉：牟其中在民营企业历史上应该算是一个历史人物了，你们在牟其中那儿都干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东西？

       冯仑：我就学了一件事，法人代表很重要。因为当时我介绍功权来的时候，他们问功权是不是法人代表？功权说是，然后把公司的执照给老牟看了。于是他很快被任命为跟我一个级别的。因为当时办公司非常难，如果你能办公司，还能做法人代表，就说明你不是一般人。

       王启富：我感觉在老牟那儿收获是比较大的。两德统一，苏联解体，老牟就着急开会，研究能不能给公司带来什么机会。我感觉他很有大局观，关心天下事儿。还有一件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就是学金融，学投资。我一开始弄不明白利率是什么，也没有存过钱，但我在老牟那里学到了金融投资的知识，也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记得我被派到天津公司当总经理的时候，拿着1000万汇票，受到当时开发区副主任的夹道欢迎。因为牟总说要投1000万来造一栋开发区最好的大厦，这让我对钱的认识一下子就提高了。功权“学习”结束之后联系我，我就帮功权解决了就业问题。

       王功权：我当时做的是南德集团核心企业投资公司的副总。创立万通的时候，我有一些优势：第一，我做过国有企业的总经理；第二，我蹲过监狱，因此遇到问题的时候，相对来说我最“成熟”，而冯仑像个学者，天天往外跑。

       大家刚才谈到了500万借款，其实最难借的是最初我借的10万块。是怎么借来的呢？我一开始在一家国有企业做经理，但后来我被抓起来了，出来之后我就离开了那儿。当时总公司另外一个分公司的老总希望我去做副总，但我自己琢磨着做点事。在这种情况下，我跟那个老总提出借10万块钱，如果到时候还不上，我就答应到他那里做副总。这才有了那10万块钱。

       南德是冯仑和启富引荐我去的，可能老牟看到我蹲过监狱，又做过法人代表，跟他有共同点，所以我被提拔得挺快，差不多两三个月就晋升一次，从天津办主任到房产处处长，很快就跟冯仑平级了，并且我是业务干部，每个月比冯仑要多200块钱的业务补贴。

       那个时候有两件事给我的震动特别大，可能由此就养成了我不怕大事的习惯。当时我在资金部，又是投资公司的副总，所以知道整个集团帐上只有28万，虽然在谈几笔贷款，但是都不太确定。于是老牟让人在一个地方办了一个特别辉煌的party，请了很多著名的学者、企业家和工商界人士，还有一些信托公司的老总、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那天老牟非常从容，谈笑风生，讲话也很有水平。本来3个不靠谱的银行贷款，当天晚上就有1个答应了。那场活动的花销是25万，账上只剩3万，等这笔贷款下来，心里才落地。老牟在那种情况下敢这样去赌，并且那么从容，让我很震撼。

       还有一件事情，是换飞机。当时我们跟飞机场谈一个案子，账上可能有400多万，但是谈的是俄罗斯的4架图-154民航飞机。与国内各省联系后，来了很多著名企业，每个企业来一两个人，一共差不多有五六百人。我是那个组的组长，跟那些人谈，冯仑帮着老牟组织其他的事。我的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知道账上只有那么点钱，但要非常自信地跟那么多家企业谈判。事先，老牟已经把我找到办公室，跟我说，你一定要相信我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那时候全国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轻工产品卖不出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要和来自全国各地几百号企业的厂长、经理、副经理一家一家谈，登记下来，花多少钱、买什么东西、什么型号都要谈，只有什么时候交货、什么时候付款这块空着，最终这件事真的做成了。当时我感觉是参加了一个骗局，而且我是这个骗局的核心之一。按照我的性子，我会告诉对方账上有多少钱，我会怎么解决资金问题，你信就谈，不信就不谈。但老牟不是这样，他非常从容。

       这两件事情，不能说对我产生的都是好的影响，但至少开启了我对事情的另外一种认识。后来我常常讲，屋里有暖瓶，你敢卖，是一类；另外一类是，屋里没有暖瓶你也敢卖，等人来买的时候，你屋里已经有了。搞好了就是资源整合得好；搞不好就是一个骗子。

       王维嘉：刘军去南德了吗？

       刘军：我是功权介绍去的。当时海南一片萧条，得找饭吃，功权就托了人给我留消息。我当时在北京，打电话过去联系他。功权说了他的情况，我一听有饭吃，肯定就过去了。

       王功权：我离开公司之后，刘军也离开了，所以我一直有点抱歉，就托人给刘军带话，说如果刘军还没有着落，就让他到北京找我。刘军事先也没有联系我，拎个大箱子就来了。

       刘军：我在南德集团的体会跟功权有点相似。我当时去南德，一是冯仑和功权力挺，说来了一个兄弟；第二我是老牟的老乡，都是四川人，于是让我做了高技术项目办主任。我在南德集团其实就干两件事：第一写科研，第二谈项目。

       印象最深的是我去华北电管局跟他们的总工程师谈怎么引进苏联的临界机组发电。我就夹着牟总的两本小册子，跟人家谈几十亿的买卖。而且那时候，他们都非常认真地接待我们，他们的职务就相当于现在华北电网的老总。所以我深刻体会到牟总说的一句话：“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只有想不到的事儿。”

       王维嘉：小易，你坚守在海南，继续办印刷厂？

       易小迪：对，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去北京，而是在海南实实在在地办了一个厂，办了一年多。我那个时候跟潘石屹的接触多一些，我感觉对我有很大的好处，素质变化也大。

       王维嘉：我们看到历史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时势造英雄，一种是英雄造时势。你们六个牛逼的人正好凑在一起，才造就了这么一段惊天动地的故事，还是这段时势把你们造就出来了？

       冯仑：我感觉我们是特别不牛逼的，有我们这种经历的人很多。而且我们的爹都是劳动人民，娘也是普通人。我们当中，只有功权和小易以前做过生意。但有几件事情让我感觉很难得。

       第一，我们在做生意之前，都还算是认真的人。我们在一起从不讨论吃喝玩乐的事儿，都讨论很认真的事儿，比如价值观。加上我们的经历也差不多，所以我们能够一直在一起。

       第二，我们是本分的人。我们做生意都没有想过一夜暴富，而是怎么能活下来，怎么把事儿解决好，也没有想过要赚多少钱。

       

       第三，善于学习。遇到很多事儿，大家都去学习，不断地看文件，对外面的政策和变化能够有及时的了解，反过来推动自己往前走。这就使我们早期做公司、做房地产、做定向募集，都能够略好一些。

       第四，我们有诚信。第一笔借来的钱，20%的利息加上利润的一半，答应给别人的都给了。后来我们答应别人的每一件事情也都办了，自己赚多少钱是其次。所以到今天，我们6个人不管是不是在一起，在市场上没有欠别人一分钱。

       这些因素都恰好证明我们是普通人。牛逼的人一下子就会很有钱，而且都是别人送来的 ；就算是借，也敢理直气壮地不还 ；不行找我爹去，“我爹叫李刚”。

       王功权：冯仑写的《野蛮生长》，实际上我是和其他读者一起看的，而且是很认真地看完。我有不同的结论，在野蛮的环境下，我们这群人是相对文明的。所以后来我想，要不我也写一本《文明成长》吧，跟冯仑唱对台戏。

       第一，虽然一开始不知道自己的具体想法，但肯定是志存高远，我们讨论的都是天下大事，都是社会、人生，好像我们理所当然就应该是社会的脊梁，应该作出贡献，但是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最初不知道怎么挣钱的时候，我们说有些钱坚决不能赚，这很重要。

       第二，冯仑特别能学习，他经常往外跑，回来之后就跟我们讲一堆新概念，从美国回来后就提“信息高速公路”，我们就被迫开始整这个事；之后又提出“股份制改革”，逼着大家学习。我们的企业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他的思想是相对超前的。比如在中国，我们算是比较早开始搞企业形象的，还用了会标设计系统，引进国外管理，上计算机系统化的课。他认为我们的管理还不成体系，今天建起来，明天可能就要瘫痪。冯仑还写了《学习是进步的前阶》，学习确实是这样，不停地学习新东西。

       第三，不管再怎么野蛮，所有需要审批的事情，我们都去找政府批了。最初我们企业的执照是“国有联营企业”，后来国家出了一个“产权明晰”的政策，从海南率先开始。于是我们就以冯仑为主，拼命去跑政府，我们是比较早开始进行改制的企业，先把“国有联营”变成了“集体”，后来变成了“私人合伙”。北京的那次募集，让我和小潘去，如果没有批文的话，一定会出事，但是我们有体改委的批条，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行贿，走的是正道。

       所以要说是“野蛮生长”，我心里有若干个不服气，实际上是在野蛮的环境下，我们努力地文明成长。

       王启富：公司建起来以后，第一篇文章是《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社会上说我们是“六君子”，实际上是对我们的鼓励和赞赏，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几个人有点理想，有家国情怀。

       我们六个人有相同的特点。第一有理想，第二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第三都是平民子弟。20年前，时尚杂志给我们做了一个专访，让我们背对背，然后问我们觉得谁最胆大，最后每个人都说自己最胆大。其实我们也正好是踩在改革的节点上，不是我们做得有多好，而是探照灯正好往这里照。

       王维嘉：其实你刚才讲的几个特点，我想和当时80年代的大氛围有关。6个人都想做好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如果要就个人的特点和特质互相给每个人一句话评价，你们会怎么说？

       易小迪：冯仑和功权是领袖人物；启富是具有开创性和冒险精神；刘军是一个比较实在的实业家。

       刘军：我感觉潘石屹是在经营上有天分的人，当时北京万通的第一个营销策略就是他做的，虽然他以前卖东西不多，但他的直觉很好。

       王功权：冯仑是很聪明的；启富是很诚实的；刘军很注重生活情趣；小易是属于扎扎实实做企业的，个人修养也不错；潘石屹本来就有商人的底子，后来各方面的修行都很不错；我完全是脚踩西瓜皮，混到哪算哪，很任性的人。

       王启富：冯仑是思想家，是大哥和领袖；功权是诗人、有浪漫情怀，也是改革者；刘军很勇敢，是实业家；易总是最有智慧的，特别实干；潘石屹就像“商界的赵本山”，他本能地会做生意，自学成才。

       王维嘉：现在你们已经功成名就，应该说是衣食无忧，那么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你们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最想做的是什么？

       冯仑：我感觉现在是“功未成，名虚就”，因为还想折腾。我们的第一个小目标就是养活自己，别把自己饿死，这个算是实现了。如果说下一个20年的目标，其实想要做的事儿还挺多的，最主要的是想脱离地球。

       王启富：我的理想就是“读万本书，骑万里路”。目前已经骑车走遍中国，环海南和渤海，今年又走了欧洲，明年准备走美洲，之后每年骑车走遍一个大洲。本来是我自己骑，现在建了一个车队，还每年搞比赛，在加拿大也有挑战赛。

       王维嘉：以玩为主，顺便赚钱？

       王启富：很认真地在搞体育，我想搞一个中国的环法自行车赛。

       王维嘉：“万本书”是哪些方面的书呢？

       王启富：什么书都读一读，最感兴趣的是人文、历史，看看世界，理解世界。但我还是在地球上，不像冯仑要冲出地球。

       王功权：我从2015年开始创业，叫北京青成远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做有情趣、有品位的文化度假产品，已经一年半多了。至少在这些年，我要把我的企业做上市，给投资人一个好的回报。而我自己的理想，我不太敢想，我只希望未来的自己和我的下一代，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免于恐惧。

       刘军：我的学校叫北京工业学院，后来叫北京理工大学，这几年我参加校友会活动比较多。我们是军工院校，1940年在延安成立，我看到很多师兄弟在这个行业为自己的事业以及民众做了很多事情。我是学工业管理出身的，我最大的理想是，有一天能回到学校教书，把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校友们，是实在的经历，而不是理论的东西。

       易小迪：这么多年走过来，我觉得我们的“是非意识”都很清晰。无论我们是一起做生意，还是后来分家，都从来没有产生过利益上的纠纷，我们的是非观是一致的。

       而我未来的理想，首先是想把自己的工作当做修炼，不断地修炼自己，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把好的价值观传递给员工。我相信拥有好的价值观的企业，一定能做好，一定会赚钱。这几年我在公司实际上是当校长，我尝试着影响他们，培训他们。

       王维嘉：这六个人，直到今天，仍然非常有理想，非常有激情，非常有追求。所以，万通的成功真的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