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2026年以来，社会各界普遍高度关注一个话题：中国2025年进出口贸易顺差突破12000亿美元。该消息震动了全球金融界与经济界。

这一数据之所以令人震惊，原因在于近百年来，全球所有经贸发展态势较好的发达国家，历史最高出口顺差纪录仅约7000亿美元——美国历史最高顺差为7000亿美元，日本历史最高顺差同样为7000亿美元。

而中国过去三四十年间，最高纪录在6000-7000亿美元之间。

因此，一般认为7000亿美元是一国对全球出口顺差的较高历史纪录，而我国2025年顺差达到12000亿美元，确实创下了历史新高。

2026年一季度，即1-3月，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每月大体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以此推算，全年顺差大概率将再次达到12000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出口热”下的“冷思考”

由此出发，我将展开两项冷思考：

第一，为何中国出口顺差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增长？

这一结果并非中国主动追求扩大出口、扩大顺差的政策导向所致。其核心原因只有一个：近十年来，《中国制造2025》战略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

去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30%，全球就此形成了“三个三分之一”的制造业格局：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总规模的三分之一；美国、欧洲26国加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三十余个经济强国的制造业总规模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其余150余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总规模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中国已然成为全球制造业格局中“三个三分之一”的重要一极，自工业化文明发展以来，仅三个国家曾经达到这一格局位置。

若仅仅是制造业规模大，而质量水平不高，仅处于跟跑地位，依赖引进、消化吸收，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大规模产品，那么这种规模扩张的意义是有限的。

但经过十年来《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中国目前已有船舶制造、铁路高铁地铁轨道交通制造、发电装备、电力传输输变电装备、汽车制造以及新能源制造五大领域实现全面领跑，另有新材料、新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数字化电子化五大门类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

这一格局的形成，推动中国制造实现了当前中国拥有全世界制造业全部41个大类、200多个中类、600多个小类，实现了产业门类的全方位覆盖。因此联合国明确认定中国为全球唯一实现制造业全门类覆盖的国家。

同时，中国扭转了2010年以前加工贸易占制造品出口50%以上的格局。当前中国出口产品中，80%由国内产业链集群自主生产完成。基于这一变化，工信部、科技部在2018年出台了“中国制造”的国家标准：若产品80%的零部件、原材料及附加值在中国境内产生，无论生产主体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可定义为中国制造。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生产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革。

此外，当前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更大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外资流入中国的总规模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实现了翻倍增长。即便在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推行“小院高墙”政策、鼓动撤资封锁的背景下，外资对华工商领域投资仍保持增长态势。

综上，过去十余年中国制造业共取得重要进展，支撑中国出口顺差的增长。当中国制造业规模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出口规模自然会相应增长。同时，在这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产品中，产业档次已实现提升，目前五个领域处于全球领跑地位，五个领域处于并跑地位。

当前中国出口产品中90%为机电与电子产品，属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已不再以轻工、纺织类加工贸易产品为主，在此背景下我国出口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

从贸易顺差结构来看，以往出口1000亿美元加工贸易产品，需要进口800亿美元的零部件与原材料完成组装，仅产生200亿美元附加值，对应顺差也为200亿美元；当前出口1000亿美元产品，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零部件、原材料均由我国国内自主生产供应，因此对应顺差规模较以往提升了四至五倍，这是我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变化。

此外，我国三分之一的出口产品中，高档品有50%经由外资企业完成出口，外资企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当前我国实现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具有必然性，并非政府通过刻意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出台各类优惠与鼓励政策主动推动形成，而是我国制造业逐步发展壮大、产业竞争力自然提升所产生的结果，这是第一点冷思考。

第二点思考，从长期来看，当前12000亿美元的出口顺差是否具备合理性，是否需要维持该规模？

经济学基本规律显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不利于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具备合理性，但长期维持超大规模顺差则存在不合理性，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

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至3%区间时，该规模具备合理性与可持续性，既符合国家兴旺发展的趋势，也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

我国当前GDP规模为140万亿人民币，按此计算，2%对应2.8万亿人民币，3%对应4.2万亿人民币，折算为美元约为4000亿至7000亿美元，这一区间是贸易顺差的合理规模，而当前我国顺差规模达12000亿美元，已超出合理区间。

从经济学逻辑来看，压缩过大的出口顺差主要可采取以下路径：

一是推动人民币适度升值。二是对出口顺差设置合理约束，具体而言，应下调当前作为出口隐性补贴的出口退税率。三是进一步下调进口关税。四是需缓解出口企业内部的过度内卷问题，对于出口企业中内卷化经营模式，应当通过完善劳动纪律、劳动制度与薪酬体系进行规范调节。最后，可优化休假制度安排，扩大国内居民消费，进而推动出口顺差逐步回落。

上述举措落地后，出口顺差的下降并不代表我国产业竞争力弱化，而是将中国制造的优势产能转化为居民共同富裕的收入与生活水平，提升我国GDP的含金量，在此层面我国具备充足的调整空间。

中国制造已取得重大成就，为我国未来十至二十年将相关发展成果与产业能力转化为居民福利、经济发展实力，构建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有序合作格局，奠定了极为有利的开端。

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5大阶段

顺差调整是将存量优势进行再分配，而面向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命题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针对“十五五”规划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

而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核心在于打通五个发展阶段，五个环节贯通落地，才能真正实现双向融合、协同发展。这五大阶段贯穿科技成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点突破到产业集群的全过程，是科创与产创融合的核心逻辑。

0～1原始创新阶段：核心任务是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涵盖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工具创新、要素创新四大维度，是完全无中生有的原创性突破。这类前沿创新，大多依托高校、顶尖科研机构以及头部跨国企业完成，是仰望星空、布局未来的基础性创新。

1～100成果转化孵化阶段：将原始创新的理论概念、技术雏形，转化为可落地、可产业化的成果，相当于把创新“胚胎”培育成成型成果，是科技落地生产力的核心过渡环节。

100～100万独角兽成长阶段：将成熟的科技成果进一步规模化、市场化，培育出行业独角兽企业。这一阶段的核心支撑是资本市场，依靠天使基金、产业基金、私募创投等各类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助力科技成果完成规模化跃迁。

100万～百亿产业链集群阶段：依托行业龙头企业，整合制造环节与配套资源，联动十大生产性服务业，构建“1+10”产业链体系，也就是行业熟知的微笑曲线——曲线底部是制造业硬件生产环节，左右两侧是十大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共同支撑企业从独角兽成长为百亿级龙头，形成完整产业链条。

百亿～万亿产业生态阶段：单一百亿产业链集群不足以支撑区域产业格局，当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形成数十个同类优质产业链集群，多点联动、协同发展，就能最终培育出万亿级、数万亿级的战略性产业生态，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科创产创融合五大阶段，所有赋能环节、落地环节、增值环节，本质上都依托生产性服务业支撑，而非传统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升级、科技创新迭代、产业链高效运转的核心土壤，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与联合国标准，生产性服务业包含10个大类、35个中类、171个小类，是贯穿制造业全链条的中间型服务产业，依附于制造业、服务于制造业，无法独立存在，全部镶嵌在产品研发、生产、流通、销售、迭代的全流程中。

高端制造产品的高附加值，核心来自内嵌的生产性服务业。

一部高端手机，硬件制造成本仅占30%～40%，剩余60%以上的价值，均来自专利技术、软件系统、品牌运营、供应链服务、数字化赋能等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附加值高低，本质是区域生产性服务业水平的体现。

郑州代工生产苹果手机，年产1亿多部、产值超千亿美元，但仅赚取10%的组装加工毛利，70%以上的利润被苹果拿走。核心原因就是苹果掌控了全部十大生产性服务业环节，掌握了产业链的核心价值与定价权。

这也充分证明：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高附加值的源头、科技创新的源头、产业链高效运转的源头。

第二，除此之外，生产性服务业更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独角兽企业的培育沃土、贸易强国建设的核心支撑。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70%以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摆脱了对矿产、资金、低端劳动力的依赖；而我国目前仅25%的增长来自全要素生产率，75%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投入。

生产性服务业属于人才密集、技术密集、创新密集型产业，不消耗矿产资源、不依赖低端劳动力、无需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核心依托高端人才与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持续优化我国经济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纯粹的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抓好5大举措

立足“十五五”规划与大湾区产业发展机遇，想要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打通科创产创融合堵点，重点要抓好五大落地举措：

培育专精特新生产性服务业中小企业：我国现有5000万家中小企业，若培育1%（约50万家）深耕十大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赛道，聚焦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化发展，扎根科研基地、产业园区、科创楼宇，形成细分领域配套支撑，就能全面完善产业服务生态。

打造一批标杆型生产性服务业龙头企业：对标施耐德等国际企业，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型，培育50家左右全国性、行业性生产性服务业头部企业，聚焦绿色低碳、物流供应链、知识产权、数字化服务等高端赛道，打造百亿级、千亿级服务产业规模，提升产业附加值。

培育产业链链头生态型企业：打造华为、苹果、微软式的链头企业，不局限于硬件制造，重点搭建产业链服务体系，通过技术、标准、品牌、服务赋能上下游数十万配套企业，形成“链头引领、中小企业协同”的万亿级产业生态。

构建链头企业与代工制造企业协同模式：由链头企业负责全链条生产性服务业布局，聚焦研发、设计、品牌、渠道、风控、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委托专业制造企业负责硬件代工生产，分工协作、各取所长，实现产业链效率与价值最大化。

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平台：区别于主打销售的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覆盖研发、生产、制造、物流、供应链、服务、售后全流程，将“1个制造业核心+10类生产性服务业”全部纳入数字化平台，实现全链条数字化赋能。

总而言之，只要全社会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就能彻底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堵点、断点、痛点。

（黄奇帆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