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随着政府政策的发力，我觉得2024年的经济会比2023年好。

首先是房地产行业，政府在2023年出台了多项措施，特别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政策上放开了企业放贷，有利于稳定房地产的供给侧。在需求侧层面，政府推行了因城施策措施，多数城市的房地产也基本放开。不过，房地产行业下行已经3年了，要想真正把它稳定住，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但只要政府政策上不放松，我预计2024年年中或下半年，房地产行业可以稳定住，不会再跌。

其次，在地方政府层面，从2022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了比较严厉的管控措施，所以地方政府的负债被卡住了，加之疫情导致地方政府赤字很大，因此投资和消费都比较乏力。202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比如1.5万亿元的化债资金，还发行了1万亿元的国债，这些措施加起来，我觉得到2024年上半年就会起作用，也相当于让很多项目提前启动。2024年地方政府的投资，至少会维持在2023年的水平，对此我是谨慎乐观。

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误解，老觉得问题在于消费不足，实际上2023年，国内主要经济问题是投资不足。2023年，我们的消费增长已经很可观了，它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了83%，我们不能再对它有更高的期待。目前GDP的差额，一方面在于出口额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没有达到预期。过去几年，投资带来的新增长都在2个百分点左右，但2023年只有1.6个百分点。

出口不是我们自己可控的，只要别的国家需求下降，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尤其在全世界出口都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自己能控制的就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在投资方面，2023年房地产投资下降了15%—20%，这占据了极大比例，另外，地方政府的投资增速也下降了。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几件事需要认真考虑：

第一是金融，现在我们提的更多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方向没有错，但也必须注意到，金融就是存在风险的，没有风险不叫金融，不可能把金融风险完全去除。第二，要想鼓励创新、创业，就一定要有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

所谓资本市场的活跃，是要让大家看到资本市场有“玩头”，否则大家不可能活跃起来。什么叫有“玩头”呢？就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冒出来，有时候还会冒得很高。没有这种惊喜出来，大家不会想玩金融，也不会去创新。但我们现在一谈到创新，就怕重复建设，但只要创新，就一定会有重复建设和泡沫的存在。如果先把泡沫撇清了，我们就不会有创新。

我们从创新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我们为什么需要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有人说是为了融资，也许是。但从创新的角度来说，股市就是为创新买单，甚至可以说是为创新的失败买单。

一个创新成功的概率可能是1%，像早年阿里巴巴这样的创新，甚至是1/3000，因为孙正义支持马云后，他的回报率就是2900:1，这2900倍的回报是从上市也就是从普通老百姓那儿获得的。为什么投资人从股市获得高额回报，对于全社会来说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没有这2900倍的回报，那么在最开始，就没人会选择做投资了。

当一家企业上市后，投资者的回报是2900倍。而在此前，他可能失败了2900次，这是没人看见的。其中的社会成本已经付出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成功者把成本拿回来，否则下一次他就不会再投资了。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不会怕股市有泡沫，或者疑惑股价怎么涨得这么快，这其实就是让大家“玩”到。我们要想好把金融整顿完之后的做法。在这之后，我们只要提供好的环境，创业就可以交给市场了。只要环境好，市场就会冒出来创业者和创新者。

近几年，出海是一个热门话题，尤其在我们无法控制出口的情况下，出海是一个非常正常且正确的选择。我们现在出海的层次也越来越高，受到各个国家的欢迎。产业链逐渐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转移，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基础比较好，我们的技术产业过去占据很大的优势，所以向那些地方进行转移，我觉得值得鼓励。

比如SHEIN（希音）一旦上市后，它的创始人许仰天可能就要排入中国富豪榜前十名，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这家公司，而且它还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行业——服装行业，可它照样赚钱，照样估值660亿元。未来的10—20年，我们要在海外再造半个中国市场，所有成功的国家，在过去都是这么干的。

不过，对于企业家来说，出海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成本问题，因为国内供应链太完整了，企业出海之后，供应链可能还得留在国内，很多企业可能要面临从国内大量进口，导致元器件成本上升的问题。我相信企业家会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