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党和政府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指出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促进平台企业发展,但企业和社会似乎仍有担心和疑虑。我想从国家新的发展目标出发,谈谈自己对这个话题的体会:国家设立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要求明确,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必选项,使“两个毫不动摇”成为一个高度可信的政治承诺。
围绕这个题目我讲四点。
第一,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增长数量和增长质量都很明确的目标。
目标大家都知道,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实现现代化目标要靠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其中,量的增长即保持合理的增长率是基础性要求,因为数量可算可测可比较。
我们看看这个目标对速度提出的要求。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线大约是1.27万美元。以人均GDP 1万美元作为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线,以美国人均7.1万美元作为顶点线,我们将这个高收入区间五等分可知,初步实现现代化至少要进入倒数第二档,即人均GDP进入2.5万—3.7万美元之间,如果按2.5万美元的下限估算,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13年要保持大约年均5%的增长率,我们还要考虑国内外通胀、人民币汇率变化及人口变化等因素。按中等乐观预期,到2035年我们有望达到人均收入3万美元左右。如果我们希望达到韩国目前的水平即人均3.5万美元左右,那么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就要达到6%左右。
第二,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有信心也有挑战,必须竭尽全力。5—6%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很有信心但也很有挑战的目标。各方面都期待疫后复苏会有较强反弹力量,而实际上在疫情之前,经济增长速度向下的压力就比较大,2009年后一路下行,2019年疫情前,就感受到保持6%左右的增速,有较大压力。造成这种压力的原因包括引进技术空间缩小、劳动力成本变化、人口老龄化、外部环境变化等。
我再强调两点:一是经济中低效率部分再配置带来的机会缩减,例如较早时期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大量效率低下的企业转制改造等;二是企业家特别是大获成功的企业家行为模式的变化,成功的收益和失败的成本都和以前不同。
同时要看到,我们有新的优势形成,顺利推进现代化,要很好地发挥我们已有的优势。
第三,“两个毫不动摇”是高度可信的政治承诺。由于制定了有时间和数量约束的现代化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跨越许多挑战,必须最大限度动员各方面积极性推进进程。
有三点特别重要:
一是继续获得改革红利。所谓改革红利,很大程度上说的就是市场机制和民营经济要发挥更大作用。民营经济已经是“67789”的地位(税收、GDP、技术创新成果、城镇劳动就业、企业数量占比),民营经济增速是影响经济增速的最大决定因素,关系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民营经济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持续提高,2022年,在“中国制造业500强”中,民企占72%。光伏产业全球前10强中,有8家都是中国民企,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4300多家民营企业,占总数的84%,民营经济发展也关乎发展质量的提升。
二是继续获得数字红利。在数字领域,平台是头部,要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按照十四五规划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提出速度要求,到十四五末期数字经济就要成为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和主要增长点。如果作为头部的消费平台和产业互联网平台不能有足够动能带来数字经济发展,现代化目标也无法实现。
三是继续获得创新红利。数字时代的创新特点发生了很重要变化,由于“数据”成为重要创新要素,因此拥有海量数据的平台特别有创新力。数字产业中,企业发明专利占比高达80%,明显高出传统行业60—70%的常态。由于拥有数据,大型数字企业也成为数字前沿技术甚至基础研究的重要创新力量。中国研发投入规模前三强都是数字企业。
还有一点,现在大型平台企业不仅是产业技术的主要创新源泉,并且无需转化,直接对自己庞大的产业链生态链全链赋能。大型数字企业还大量投资于其他创新企业。“2021年中国独角兽”前100名的企业中,有62.39% 独角兽企业获得来自大型数字科技企业的投资,在A轮和B轮,获得数字科技企业投资比例为47.86%。大消费平台和大产业平台本质都是大型科技企业,它们的创新动能和创新实绩,对数字时代的技术创新至关重要。
民营经济、数字平台在增长、就业和创新中,有如此重要地位。如果不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调动民营企业、数字平台企业的增长积极性、提质积极性和创新积极性,我们党所确定的中心任务就无法完成。因此,现代化目标构成了强约束,规定了必选项,使“两个毫不动摇”成为高度可信的政治承诺。
第四,竞争依然激烈,环境不会总是风平浪静。“两个毫不动摇”保障了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但是市场竞争会很激烈,环境也不见得总是风平浪静。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网络数字智能等产业,技术迭代产业重组特别迅速,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传统产业的新创企业,十之八九不能存活下去,数智产业的初创企业死亡比例还要更高。我们现在强调,产业互联网要接链强链,这是对疫情带来冲击的特殊应对。
从本质上讲,数字技术更擅长解构现有产业链和重组新的高效产业链,高频率、高强度的竞争不可避免,总有相当大比例的企业处于困顿之中。巨大的机会与巨大的冲击一起到来,创业门槛更低,几个人加上AI可以做出很好的内容类产品,但想杀出重围,成为头部企业的概率可能更低。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后,增长为首要长期逻辑的社会贯通性有可能减弱,社会各方面对公共政策发力点的期待更加多元,博弈增加,每个时点上要应对的问题时常变化,矛盾更加突出地方就有可能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因此舆情环境会时有波动,政府不可能不给予关注,这也是现代化征程中、国家治理中的新问题。
第三,监管部门也有困惑,技术变化如此之快,无论是业界、学界还是监管部门,偶尔出现观察不准、判断不全面或者协调不够的情况也很正常。这些状况是技术、市场和治理的新特点造成的,其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不应过多归咎于制度和政策导向,需要企业、社会和政府共同努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过分担心会贻误时机。总之,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13年经济需要至少翻一番,体制和政策都会向着促进发展的方向大力推进,这个时代变化很快、不进则退,期待各位能抓住这一轮机遇得到大发展和大提升,共同推动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江小涓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