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当下，中国经济的大背景是正在形成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短期，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多方面的下行压力，但是在长期，中国经济健康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而作出的战略抉择。大家知道，所谓战略决策，就是一个长远抉择。

中国过去40多年，经历过关于经济转型的各种提法，从转变增长和发展方式到“新常态”，再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都在不断把握各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学来看，供需关系的深刻变化，是当前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变化，是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原因。双循环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中国经济。 

扩大内需是“双循环”的战略基点。现在中国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扩大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是这个战略基点的重点。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实现“双循环”的重中之重。实现共同富裕，中等收入人群要占很大比重。如果到2035年、2050年，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能够达到40%、50%、60%，双循环战略也能很好地实现。 

现在国内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和供给、创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因此，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最大的制约是疫情。2007年，中国GDP同比增速为14.2%。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逐步下行，到2019年GDP同比增速降到了6.1%，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基本到底部了，2020年会缓慢回升。但在2020年初，我们受到了疫情冲击，第一季度GDP增速为-6.8%，好在中国当时的疫情防控非常有效，第二季度GDP就开始回升了。 

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18.3%，达到一个高点（因为2020年同期数据很低），后续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行，第三季度降到4.9%，由于疫情多地散发等原因，第四季度可能还会再降。但是，我们在前三季度基本实现了6%的增长，只要第四季度增长能达到3%—4%，2021年全年基本上可以实现超过7%的增长。 

从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1年第三季度来看，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构成是不稳定的。比较理想的格局是，进出口大致均衡，消费占到70%，投资占20%—30%。 

收入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大致同步，但仍然不尽如人意。 

重点在于，2021年第三季度，有些行业下滑比较大。根据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的服务业分行业同比增速差值可以看出，第三季度受疫情冲击（假设不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最大的行业是住宿和餐饮业，其次是受其它因素影响的房地产业。 

第四季度房地产业可能回升，但住宿、餐饮和交通业还是很严峻。大家知道，服务业在中国的城市占比很高，像北京、上海可以达到70%。服务业受冲击大，意味着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还要看到一组数据——CPI和PPI的剪刀差。也就是说，CPI走低，PPI走高。这颠覆了我们原来的认知，原来CPI和PPI走势保持同步，而现在是反向。 

PPI走高的原因，主要是外部冲击，比如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CPI比较低，是因为居民收入上不去，需求自然也上不去。

所以，2021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第二，需求端消费和投资端双不足。 第三，供给端PPI高企，出现输入型通胀。当然，以现在的CPI水平来看，不能说整个中国经济通胀了。也有人担心，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通缩、滞胀，我个人认为，从宏观数据上看，至少这段时间里不太可能。 

我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要面对各种结构性矛盾。有些经济学家说，宏观数字还比较好看，但是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微观上、结构上。可微观上也有反差，有些行业是下滑了，但有的新兴行业快速增长，不然怎么解释中国经济总体增长不错呢？我们要看到出现的问题，也要看到好的部分。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归为三个方面：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我认为这个概括很好、很简练。当年反凯恩斯主义的人提出“理性预期”，意思是企业、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对当下经济有很大影响。所以预期转弱不好，说明大家的投资信心、消费信心受到了影响。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采取的措施也很多，主要包括：多管齐下帮助企业纾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改革解深层次矛盾。 

市场主体活力是最重要的，他们能活下去，就能带动就业、收入、税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就是激发企业家的活力。2021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专版文章谈企业家精神，其中有一句话说：“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前一段时间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企业家精神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团结了一大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活力、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太重要了。当然，企业家的信心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使他们有更好的营商环境、更好的产业生态，等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稳字当头”不仅仅是“稳增长”，它还有更大的内涵。 

我认为，长期看好中国经济的理由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特有的体制韧性。韧性来源于：特有的体制优势、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高水平开放、坚持内生化发展、不断优化的宏观调控。 

第二，中国勤俭有为的文化传统。中国人不仅勤劳，而且节俭，赚了钱以后存起来，用于投资子女教育或者企业再生产。儒家文化也提倡“有为”，人来到世上就要做点事情，这是比较终极的原因。 

第三，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效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发现，“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小国”无法比拟的内部差异性、内在动力、市场和资源等专业化和规模优势，并因此影响大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 

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几个明显特征：第一，市场能够形成巨大的有效需求。第二，市场能够形成超大规模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第三，要素禀赋总量优势明显。第四，地域广大，城市群、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带来巨大增长空间和动力。我认为，到2050年左右，甚至更早一点，中国都市圈的数量，要超过省市自治区的数量（31个）。未来，越来越大的经济总量并不是平均分布，而是集中在这些都市圈。 

超大规模经济体有强大的需求优势、供给优势和市场优势（供求双边互动）。当然，“超大规模”也会带来社会体系复杂性、拥挤外部性、协调成本和超大规模社会治理风险等问题，需要在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面对和解决上述问题。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原经济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