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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在接受亚布力论坛专访时表示，想要让改革文件发挥切实作用，扩大有效内需，“制度创新必须在改革深水区动真格”。除了企业要自觉远离“负面清单”之外，政府也要明确“正面清单”及自身的“权责清单”，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

谈到企业家对于社会的贡献时，贾康说，“中国不缺官员，缺的是特别好的、能经受住市场考验的企业家。”他强调，我们不能简单地延续“商人都不入流，无商不奸”的传统错误认识，社会需要以更加公允和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创新创业的群体，特别是其中作为带头人的企业家。

“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

亚布力论坛：你曾说，“新型举国体制”是对“卡脖子”技术攻关突破的重点。为什么这么说？

贾康：新型举国体制是以一个特殊的、中国特色的体制，去解决芯片攻关这样的“卡脖子”问题，其对应的是特定的、少数的、“天价也买不来”的然而影响重大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它的成功也密切关联着制度机制创新。

除了延续过去“两弹一星”举国体制的经验之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型举国体制必然有新的内涵。我们已不能以一般市场上“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应对这个特殊的客观要求。比如中国的高端芯片现在被美国“卡脖子”，只剩“华山一条路”——用新型举国体制攻关，三年不成功就攻五年，五年不成功就攻七年，一定要实现芯片核心技术的突破。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中国作为攻关成果的芯片产出，最后能否承受住世界市场的考验，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某个临界点以上的市场份额，是检验它是否成功的标准。

亚布力论坛：这种制度机制创新遭遇了哪些阻力？

贾康：具体的阻力比较多，比如至少芯片攻关从现在看来，在协调方面还有所欠缺。

想要攻下芯片，至少要协调成千上万个团队，不同团队的看法与分工都有可能不一样，如何将各种各样的企业汇集在这个系统工程里，尽可能地减少在试错过程中的代价和痛苦，形成高水平的协调中心，如愿实现芯片技术的突破？这是一个考验。

“两弹一星”的传统经验，是以举国之力狠抓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攻坚突破，当时由周恩来总理挂帅，聂荣臻元帅坐镇协调，张爱萍将军日日紧盯在一线。这种有序的大兵团作战式协调经验，对于新型举国体制非常有借鉴意义。

亚布力论坛：制度创新将为中国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贾康：制度安排层面实行创新的贡献，在那些有别于“新型举国体制”的一般竞争领域，往往表现在不是政府直接去做了什么，而是政府不做什么。

以改革开放来说，制度创新给了民营企业试错、创新的弹性空间，带出了生机与活力促进的科技创新。在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过程中，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主的一些互联网创新企业，终于冲到了头部，为中国乃至世界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它们带来的正面效应来之不易。

疫情暴发后，这种正面效应更加明显。早期武汉封城隔离，正是电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功能，有效维持了那些被隔离的社区成员的基本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转。从这些看，制度创新带来的科技创新功不可没。

回过头看，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给予了这些民营企业捕捉创业创新的机遇，使它们通过痛苦的“烧钱”过程烧出了若干个头部企业，那么在新技术领域里，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

制度创新冲破了中国传统的管控模式，为中国带来了更好的创业环境。正是基于制度创新，少数民营企业才得以在不确定性极高、成功率很低的互联网+创新过程中脱颖而出，为社会贡献出全局的意义。

以腾讯为例，在腾讯早期开发微信时，体制内部讨论说这会给政府带来麻烦，但李克强总理对此说了四个字——“包容审慎”，意思是以包容的态度先看看，审慎地考虑不要轻易出手动作，结果能够让腾讯熬过瓶颈期后的发展一飞冲天。要肯定改革带来的“关键一招”，使如今全社会普遍应用的扫码支付、穷乡僻壤也能出现的“淘宝村”“淘宝镇”成为中国的现实，这些支持经济繁荣、百姓致富的案例，都是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安排下的正面结果。

有些蓬勃发展的头部企业出现了偏差，领导和管理部门正指导进行纠偏和整改，但整改绝对不是要掐死它们。从国家现代化全局和人民根本利益层面看，还是要鼓励企业在纠偏中继续创新发展。

亚布力论坛：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内循环”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贾康：从最有影响的因素来说，那就是制度创新必须在改革深水区动真格。制度创新是一个纲举目张的因素，通过制度创新，能使企业真正进入一个由法治充分保护产权、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投资环境。

不论企业规模大小，所有制性质如何，都可以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中只要用社会保障托住它们员工的基本保障待遇，就不会击穿底线。社会政策托底加上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这就能引导创业创新者努力发挥自身潜力，从而使经济全局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状态。

但一些制度弊病在于，阻碍了统一市场里的企业产权得到扎实的保护。领导层明确的改革原则，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扭曲，有目标与结果“对不上茬”的情况。如何化解目标与结果不统一带来的纠结和矛盾？只有在“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全面依法治国”之中，让市场决定优胜劣汰，切实保护企业产权，让生产要素尽可能地充分自主流动，才能让大家真正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改革文件已非常多，但在落实过程中，又可能步履维艰。想要消除这些阻碍因素，扩大内需，就要在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诸方面动真格，才能达到“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境界。

政府自身要设置“权责清单” 

亚布力论坛：你为什么一再强调“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政策原则？

贾康：这是中国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种明确的原则表述。它起源于上海自贸区，正是被要求多轮复制、反复强调的原则。

企业是市场主体，面对的应是“负面清单”，企业要做的创新活动中，只要不触碰负面清单，就可以在得到法治化产权保障的条件下，放开手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去试错、创新和发挥潜力与活力。

政府自身则应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列好“正面清单”，即规定各级政府事权清单，列明可以和应该做什么，否则一些随意的“调控”可能都是没有合理依据的；而且政府还应“有权必有责”，在正面的事权清单的后面配上“责任清单”，形成问责制的有效绩效考评、行为约束。

亚布力论坛：现今这些政策原则落实情况如何？

贾康：自贸区从上海开始启用这套原则，现在自贸区已经复制六七轮了，具体考察起来：政府“革自己的命”是不是到位？是否真正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清晰的正面清单及责任清单？这些还有待总结经验，进一步求得落实。

领导人反复强调，一定要考虑怎么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还是缺乏这种意识。很多老百姓还是觉得“官大一级压死人”，领导说了什么，大家都得按照他的意图去做，至于“清单”在哪，一般人不太过问，觉得过问了也没用。

政府履行职能都要配上财政资金，那么财政以分配来履行“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公共资源配置，就需要按照清晰的事权清单和支出责任清单，去规范政府体系自身的行为。

亚布力论坛：从扩大内需的视角看，改革政策应如何发挥作用？

贾康：首先，要在消费方面实现更好的“托底”，就要加大力度鼓励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已在提供90%以上的新增就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合计已经1亿出头。只有有了新增就业，老百姓（特别是低端劳动者）才有收入；而且不能只看人均收入，还得特别注意看弱势群体的收入。中国大约有6亿人每月可支配收入仅在1000元左右，必须进一步改善这些低收入阶层的境遇，提高低端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

其次，除了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之外，还要有更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有基本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的托底，托住低端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问题，使他们“住有所居”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教育方面除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外，还要想方设法尽可能缓解实际形成的其它教育负担，减少家长的焦虑。

最后，这些都有了基本托底后，就能消除老百姓过于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

亚布力论坛：每个群体都会有自己的焦虑，总体上如何调和这些矛盾？

贾康：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首先要注重使其收入能得到一定提高；对于中产阶层来说，其焦虑要能得到一定缓解，比如缓解“有房”但要当“房奴”的焦虑感；对于先富起来的高收入阶层来说，可以适当提高对他们的直接税的比重，让他们为国库多做些贡献。

虽然多交税这件事，可能摊到谁头上都会不高兴，但从一个现代社会的共性规律来说，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不可避免。合理地改进各阶层的情况，是一个系统工程。

总体上，我推崇的是现代国家要全面依法治国，大家共同建设一个以“走向共和”为逻辑线索的法治化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无论收入高低，每个群体都能对社会持有基本的信任感，能够享受到在法治条件下的、可预期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企业家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

亚布力论坛：你不止一次强调，企业家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稀缺的资源”，没有之一？

贾康：没有之一。21世纪最宝贵的是人才，而人才里真正尖端的人物是企业家。在中国，要挑选多少个部长都不难，后面已有一大堆后备干部；但要培养几个真正特别成功的企业家，谁也拿不出方案来。

企业家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自然而然地冲出来的，失败率极高。真正能够经受住市场考验的成功企业家，其贡献往往是，正外部性十分明显，即他们不仅自己的企业办得好，还引领了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

中国社会有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谁当官了，谁就应该受尊重；但谁做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却未必能获得同样的尊重。中国不缺官员，缺的是特别好的、能够经受住市场考验的企业家。想要真正承认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就意味着中国要更好地对接国际上已有的、国外工业革命后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商业文明，不能简单地延续中国过去那种认为商人都不入流、“无商不奸”的错误认识，“在商言商”是企业家一个必然的立场。

此外，企业家一定会有个人特色，很多企业家可能“辫子一大把”，要抓他的毛病非常简单，但抓了毛病你却无法找到替代他的人。这可不是简单地选拔干部接班，一个成功企业家的角色不是谁都能充当的。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认识可能还是不到位，还需要大家慢慢去体会。

亚布力论坛：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应该如何更好地配置这种“最稀缺的资源”？

贾康：社会要有对人才宽容的现代导向。企业家往往有强烈的个性，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有走极端、偏执的特征，有些天才的发明家、创新者可能也是这样（比如乔布斯）。互联网创新一开始有那么多人做，但现在留下来的头部企业也就一二十家。创新创业失败率很高，成功者只是少数。

所以，想要更好地配置“企业家”这种最稀缺的资源，就要允许这种有强烈个性的人有自己的试错空间，对他们保持更多的宽容性，容忍他们有时令人不太愉快的个性，容忍他们有时口出狂言，也容忍他们有时“摔个跟头”。

随着国民素质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对于这些创新者不再只是简单地挑毛病。当社会有了这种宽容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当大家开始比较公允地看待企业家群体时，就标志着中国社会又有了进步。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