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我想以研究者的身份与大家探讨：在当前宏观视野之下，我们如何认识疫情之后中国的目标、态势、挑战和机遇？ 

经济面临三重因素叠加

2010年以后，经济下行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新常态、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三重不利因素叠加。

首先，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时受到了第一重冲击。2010年，中国在成功抵御住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经济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年度经济增速是10.6%，明显处于高速增长态势。但中央通过理性判断后认为，“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二者的特征相互交织，并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中国经济需要放慢发展速度，增长要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寻求经济“软着陆”，“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受主、客观因素综合影响，经济在“软着陆”过程中，前两年的增速迅速降到了8%以下；后三年则相对缓慢地降到了7%以下。回头看，2010年这样强劲增长的经济态势，与30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增长一脉相承。这是中国经济起飞和粗放型高速发展期回光返照的最后一年，这样的局面以后都不会再出现。

从全球视野来看，经济软着陆的过程，符合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共性特征。但经济增速不可能一低再低，即便中国经济调整为所谓的“中高速”，仍属于大经济体里相对超常规发展的“高速”。这种“中高速”要伴随着实质追求，要不断优化结构，才能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升级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好经济由高速转为中速发展的方向？最高决策层领导身边的主要智囊人士，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的是，中国经济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即“L”的一竖下来，转到一横拉出来的平台状态。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 12个季度之间，中国经济发展原本已经出现了一个中期化的平台特征，增速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大家也感受到结构优化带来的一系列的亮点和正面效应。

但2018年一季度以后，中美贸易战不期而至，这导致中国经济面临第二重不利因素叠加的影响。贸易战击穿了这个中期化平台的底线，致使经济增速继续往下走。2019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速是6.1%，四季度已经落到了6%。时至今日，贸易战已经加入了科技战、外交战。我们也不必讳言，美国在金融方面已经开始有动作，最典型的是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出的种种威胁。

最后，第三重因素的叠加就是新冠疫情的突发。疫情导致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速，一下子降到了-6.8%，1-6月回升到-1.6%。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带来了巨大损害，我们感同身受，但疫情叠加的不利影响与前两个因素不同，它毕竟是短期的影响。

另外，从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结合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一些基本认识。我强调了这次疫情是一个短期的冲击，中国有相当大的把握恢复经济，复工复产会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也会恢复正常发展。虽然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疫情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其中也包含着明显的确定性。简单来说，以两年为期，全球范围内的疫情防治工作应该会有相应的成果。在防病方面应该有可供使用的疫苗；在治病方面结合较丰富的治疗经验，有效的药物应该可以得到普遍使用。

既然疫情的控制在中国和全球范围之内都有确定性的前景，那么，在上述三重下行因素叠加的影响下，我们如何把握好现代化战略，继续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进程？

除了疫情，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国际因素。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严峻局面，我们必须重温邓小平的谆谆教诲，“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我们现在的综合实力还难以与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抗衡，所以，我们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地掌握好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必须注意低调行事，不争一日之短长，不逞一时口舌之快。我们一定要注意，外交是趋利避害的，最关键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调动一切潜力谋求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之下，企业家要有所作为，中国社会也要齐心协力，为继续发展现代化和平崛起的目标而努力。

侧重扩大内需的内循环 

最近很多人提到经济“双循环”。我们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有必要在一些特别的阶段强调与“扩大内需”相结合。“扩大内需”指的是国内需求的潜力释放，它一定要得到本土供给的回应，形成一个良性的供需循环。

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种种压力，我们当然要更多侧重于扩大内需的内循环，但这绝不意味着要闭关锁国。我们与美国、与其他经济体共享全球同一个产业链的基本形势，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闭关锁国。美国所谓的脱钩，实际上主要是威胁，它可能有局部脱钩的种种动作，但绝对不可能让美中贸易归零，更不可能让人员不往来，不可能彻底切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活动和投资格局，这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至于高端的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卡脖子的技术，中美之间一直是脱钩状态，从来就没有挂上钩过。中国要想在芯片技术上有所突破，只有采用“举国体制2.0版”，利用过去两弹一星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时代对接全球市场，寻求 5-8年的突破期。在此期间将芯片技术难题当作一个典型的国家级工程来攻克。

最后我想强调，无论外界有什么样的纷繁困扰，有什么样的不确定性，中国都要做好自己的事，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则，尊重在全球已经形成的、不得不接受的国际规则。在这种规则下，我们必须遵循“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尊重企业的自主决策，尊重企业家精神，承认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把从上海开始的自贸区规则在全国逐轮复制，让它得到实质性的贯彻。

简单来说，这个规则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意思是对企业，要“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反过来对于政府自己，要切实贯彻“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有问责机制；要有事前、事中、事后对于政府行为、政府理财和调控行为的全套绩效考评制和问责制。这是在保护产权、竞争中性之后衍生出的优秀成果——中国已经在认真地“做好自己的事”。

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的合理结合，会有力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进程，这其中的经济空间和潜力非常大。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还有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法治化、民主化要想得到切实发展，就一定是在不断释放自己、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用巨量的成长性潜力去创造今后的辉煌，这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