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改革开放40年的启示

2019/04/03
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到去年已经走过了40年。这40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宝贵经验。在我看来,回顾过去40年的改革历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过去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是改革的成果。从1978年开始,中国从原来低效率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逐步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开始改革以后,经济就进入了高速增长轨道,延续了近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从世界上的第14位迅速上升到第2位,人均GDP从不到200美元上升到8000多美元。按照2010年的国家贫困线标准,用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农村有7.7亿人是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7.5%,到2017年已经下降到3000万人,只占农村人口的5%。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改革开放之前的20年,GDP的年均增长率是5.1%,属于中速增长,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7%,是低速增长。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前的2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并没有使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善。而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平均经济增长9.6%,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7.4%,都取得了高速增长的成绩。最为重要的,就是居民收入发生了大幅度的增长,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

在这期间,民营经济扮演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角色。改革这40年,GDP的年均增长率比改革以前的20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其中民营经济贡献了4.0个百分点,国有经济贡献0.4个百分点,民营经济的贡献绝对是主要的。今天的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就业。事实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我们今天还在延续着过去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的认识是不是也需要与时俱进?是不是需要做出新的调整?

第二点启示,我认为改革的核心就是市场化转轨。过去的改革也是一个思想逐步解放,认识逐步深化,目标逐渐明确的过程。比如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但是当时讲的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还没有明确提出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更没有明确实行市场化改革。到了1982年,中共十二大首次把市场调节写进了党的文件,但是当时讲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的商品经济指的就是市场经济,所以说这已经是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前面还是加了“有计划”三个字 。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更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才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过去方方面面的改革,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市场化改革这个中心。一开始实行放权让利,吸引外资,开放市场,逐步放开价格,鼓励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后来又搞了改革财税体制,建立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了国有企业改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改革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都是围绕着市场化这个中心。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中的市场调节比重已经超过了50%,主要是指产品市场,还没有包括要素市场。上世纪90年代市场调节已经占了主导地位。所以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第三点启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我们有了市场,但不等于就实现了公平竞争。改革开放过程中对这一点的认识其实是逐步的过程: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才提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后来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又陆续提出不光是要公平竞争,还特别提出要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也就是意味着把公平竞争的概念从产品市场推向要素市场。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并没有完全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是不是实现了公平竞争?大企业和小微企业之间是不是享受了公平的竞争条件?我觉得仍然有一系列体制方面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第四点启示,就是改革需要协调推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两大目标,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政治体制改革。今天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先有后,但是缺一不可。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政府庞大臃肿等问题。那么这里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在我看来主要就是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是由政府配置资源还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仍然还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那么市场绝对资源配置也就没有办法落实。

第五点启示,改革是思想解放、基层首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回顾过去的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或者叫包产到户的改革,实际上是农民的创造,是自下而上的对当时的所谓“姓资姓社”框框的突破。当时党内对此有很多的争论。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就是有人说搞包产到户就是违背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就是搞资本主义。而另一位党内的高级领导人说,包产到户是为了让老百姓吃饱饭,是让老百姓吃饱饭重要,还是社会主义原则重要呢?在我看来是让老百姓吃饱饭更重要。这是当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争论,事后我们发现,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很多还是受了旧的传统观念、传统意识的约束,是一种僵化的停滞的观念,其中有很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是不正确的。通过承认和接受农民的创造,在全国推广了包产到户,短短几年时间,农村就实现了让农民吃饱饭这个目标。1977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两亿八千万吨,到1984年迅速上升到四亿一千万吨,上升了1.3亿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能吃饱饭了,而且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人均增长160%。

第二个例子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当时农民搞了包产到户以后效率提高了,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出来。这些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办?农民就在很多地方搞了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那个时候社队企业允许搞,但是在领域、行业、经营内容方面都有很多的限制。后来农民办起了乡镇企业,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些限制,而且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于是乡镇企业在全国全面发展。在市场导向下,乡镇企业在整个1980年代发展迅速,到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口近1亿人,乡镇企业产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那个时候民营企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乡镇企业实际上在经济加速增长中间起了主导的作用,带动了经济的加速增长。

第三个例子,改革开始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也是地方先行。1978年四川首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验,这个实验成功后,迅速被中央接受,推向全国,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另外,特区和沿海开放也是当时中央和地方之间反复互动、交流、磋商的结果,最后形成了四个特区。这也是学习国外经验的结果,使中国经济逐步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还有一个例子,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也是由地方首先实行的,企业改革允许国有企业超额完成任务的产品进入市场,才有了价格双轨制。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市场导向下进一步扩大了市场调节的部分,实际上是实践先行。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讨论会上,有些中青年学者提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路,就是推行双轨制改革。这个建议迅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比较完整地形成了一套双轨制的思路,导致了中国经济逐步从计划价格体系转向市场价格体系。和其它一些转轨国家相比,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方式,稳定地实现了价格转轨,而没有发生经济的大起大落,没有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这个应该说是全社会集思广益的结果。

另外,比如说像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股份制改革,也都是尊重基层首创,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和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加入WTO,这些实际上也都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一些特点。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的改革只有顶层设计,没有基层首创,没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没有对过时的条条框框进行反思和清理,没有以改革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没有把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那么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在我看来,这些仍是我们今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