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改革开放40年的启示

2019/04/03
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到去年已经走过了40年。这40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宝贵经验。在我看来，回顾过去40年的改革历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过去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是改革的成果。从1978年开始，中国从原来低效率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逐步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开始改革以后，经济就进入了高速增长轨道，延续了近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从世界上的第14位迅速上升到第2位，人均GDP从不到200美元上升到8000多美元。按照2010年的国家贫困线标准，用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农村有7.7亿人是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7.5%，到2017年已经下降到3000万人，只占农村人口的5%。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改革开放之前的20年，GDP的年均增长率是5.1%，属于中速增长，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7%，是低速增长。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前的2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并没有使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善。而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平均经济增长9.6%，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7.4%，都取得了高速增长的成绩。最为重要的，就是居民收入发生了大幅度的增长，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

在这期间，民营经济扮演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角色。改革这40年，GDP的年均增长率比改革以前的20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其中民营经济贡献了4.0个百分点，国有经济贡献0.4个百分点，民营经济的贡献绝对是主要的。今天的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就业。事实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我们今天还在延续着过去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的认识是不是也需要与时俱进？是不是需要做出新的调整？

第二点启示，我认为改革的核心就是市场化转轨。过去的改革也是一个思想逐步解放，认识逐步深化，目标逐渐明确的过程。比如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但是当时讲的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还没有明确提出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更没有明确实行市场化改革。到了1982年，中共十二大首次把市场调节写进了党的文件，但是当时讲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的商品经济指的就是市场经济，所以说这已经是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前面还是加了“有计划”三个字 。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更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才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过去方方面面的改革，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市场化改革这个中心。一开始实行放权让利，吸引外资，开放市场，逐步放开价格，鼓励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后来又搞了改革财税体制，建立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了国有企业改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改革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都是围绕着市场化这个中心。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中的市场调节比重已经超过了50%，主要是指产品市场，还没有包括要素市场。上世纪90年代市场调节已经占了主导地位。所以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第三点启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我们有了市场，但不等于就实现了公平竞争。改革开放过程中对这一点的认识其实是逐步的过程：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才提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后来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又陆续提出不光是要公平竞争，还特别提出要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也就是意味着把公平竞争的概念从产品市场推向要素市场。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并没有完全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是不是实现了公平竞争？大企业和小微企业之间是不是享受了公平的竞争条件？我觉得仍然有一系列体制方面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第四点启示，就是改革需要协调推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两大目标，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政治体制改革。今天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先有后，但是缺一不可。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政府庞大臃肿等问题。那么这里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在我看来主要就是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是由政府配置资源还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仍然还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那么市场绝对资源配置也就没有办法落实。

第五点启示，改革是思想解放、基层首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回顾过去的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或者叫包产到户的改革，实际上是农民的创造，是自下而上的对当时的所谓“姓资姓社”框框的突破。当时党内对此有很多的争论。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就是有人说搞包产到户就是违背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就是搞资本主义。而另一位党内的高级领导人说，包产到户是为了让老百姓吃饱饭，是让老百姓吃饱饭重要，还是社会主义原则重要呢？在我看来是让老百姓吃饱饭更重要。这是当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争论，事后我们发现，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很多还是受了旧的传统观念、传统意识的约束，是一种僵化的停滞的观念，其中有很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是不正确的。通过承认和接受农民的创造，在全国推广了包产到户，短短几年时间，农村就实现了让农民吃饱饭这个目标。1977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两亿八千万吨，到1984年迅速上升到四亿一千万吨，上升了1.3亿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能吃饱饭了，而且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人均增长160%。

第二个例子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当时农民搞了包产到户以后效率提高了，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出来。这些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办？农民就在很多地方搞了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那个时候社队企业允许搞，但是在领域、行业、经营内容方面都有很多的限制。后来农民办起了乡镇企业，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些限制，而且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于是乡镇企业在全国全面发展。在市场导向下，乡镇企业在整个1980年代发展迅速，到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口近1亿人，乡镇企业产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那个时候民营企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乡镇企业实际上在经济加速增长中间起了主导的作用，带动了经济的加速增长。

第三个例子，改革开始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也是地方先行。1978年四川首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验，这个实验成功后，迅速被中央接受，推向全国，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另外，特区和沿海开放也是当时中央和地方之间反复互动、交流、磋商的结果，最后形成了四个特区。这也是学习国外经验的结果，使中国经济逐步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还有一个例子，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也是由地方首先实行的，企业改革允许国有企业超额完成任务的产品进入市场，才有了价格双轨制。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市场导向下进一步扩大了市场调节的部分，实际上是实践先行。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讨论会上，有些中青年学者提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路，就是推行双轨制改革。这个建议迅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比较完整地形成了一套双轨制的思路，导致了中国经济逐步从计划价格体系转向市场价格体系。和其它一些转轨国家相比，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方式，稳定地实现了价格转轨，而没有发生经济的大起大落，没有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这个应该说是全社会集思广益的结果。

另外，比如说像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股份制改革，也都是尊重基层首创，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和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加入WTO，这些实际上也都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一些特点。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的改革只有顶层设计，没有基层首创，没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没有对过时的条条框框进行反思和清理，没有以改革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没有把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那么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在我看来，这些仍是我们今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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