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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反思：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过去40年中，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崩溃论”每隔几年卷土重来一次。中国经济增长有目共睹，隔几年来一次的“崩溃论”从何说起？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这个时期，他们需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时主流学界认为，政府主导不能充分合理配置资源，扭曲价格还会产生腐败，因此搞不好经济。他们认为转型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资源必须由市场进行配置。资源由市场配置的前提是价格由市场决定。之前由政府定价的价格体系无法合理配置资源。这些转型国家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由于体制问题，价格的市场化难以调动这些国企跟随市场节奏。因此市场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企业就要私有。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前提是要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较高时，价格作用就失效了。政府财政赤字大也会导致通货膨胀率高，因此政府财政就必须保持平稳。那个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学界有个共识，即“华盛顿共识”所讲的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必须把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制度建立起来。这些人认为，既有市场又有政府干预的制度，会比原来更糟。而且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价格会产生腐败。中国改革走的正是当时被认为的最糟糕的路线：市场经济加政府主导。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些经济学家不能否认，但只要中国经济慢下来，这些人就会说：中国腐败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差，中国经济会崩溃。因此每当中国经济适度放缓，“崩溃论”就马上卷土重来。

但直到现在，中国是过去40年里唯一没有出现过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其它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出现过经济危机。而在经济转型中表现较好的国家如越南、老挝等，走的都是当时被认为的最糟糕的路线。东欧表现最好的两个国家是波兰、斯洛文尼亚，前苏联国家表现最好的两个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同样都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反而是推行了被那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的正确政策的国家，经济基本都崩溃了。

经济转型表现好的几个国家，走的都是被当时的经济学家们不看好的转型路线，转型如此，发展也是如此。比如“二战”后，200多个发展经济体摆脱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现代化，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发展经济学刚出现时，大的经济学叫结构主义。为什么叫结构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能跟发达国家一样吗？劳动生产率、产业技术能跟发达国家一个水平吗？事实是先进产业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中都建立不起来。当时发展经济学家主流看法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部门主导直接动用和配置资源，来建立起现代化的大产业。中国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他们认为市场失灵是结构刚性所导致的。中国经济在大产业建立起来之后，经济就随之发展起来了。但亚洲四小龙却是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小产业开始的。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那么高，发展技术落后的产业不能发展成发达国家。但发展较好的少数几个经济体，早期推行的政策及发展思路，都被结构主义认为是错的。而且二战后少数几个发展或转型成功的经济体推行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也都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转型时期，不能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因为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取决于它的要素禀赋。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适用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而转型国家的实际条件跟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需要根据自己国家的经验提出自己的理解，构建自己的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15年所走的发展路径，从国外经验理论看也是要崩溃的。但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15年来，两位数的增长能否持续下去，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来分析。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跟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在创新升级过程中，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不同，发达国家技术先进，发展中国家则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是因为要素不一样。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产业技术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我们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来发展经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

结构主义失败是因为忽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它当时的要素禀赋。而亚洲四小龙发展成功是因为其推行的发展路线恰好符合它的要素禀赋。“华盛顿共识”失败是因为忽略了不同经济体的内生性。

经济高速增长、增速下滑和人口红利

在计划经济及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政府对市场及国有企业进行干预，是因为这些产业有比较优势，补贴这些产业可以稳定社会就业。但这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腐败。中国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开放以后，利用后发优势获得了快速发展，也给改革创造了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9.5%的增长，主要并不是得益于人口红利，而是由于后来者优势让发展中国家可以用低成本低风险不断取得技术进步。

人口红利带来了劳动力增加和抚养人口减少，形成了资本积累。如果没有快速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只是不断增加劳动力和积累资本，边际报酬就会递减，经济是不会发展的。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和产业不断升级。

新加坡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跟中国一样，大量利用后来者优势，将技术引入成熟产业，再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利用后来者优势，通过购买本身承载着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的新设备、新机器，来引进和分享发达国家的技术。这种引进现有技术的方式，比自己创造发明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小。

除去后发优势，中国经济高增长也有资本投入和劳动力红利的因素。日本经济从1951-1971的20年间每年增长9.3%，新加坡从1967-1987的20年间每年增长8.6%。他们都没有人口红利，维持了20年的高增长，而我们持续了40年。日本新加坡20年前的起点人均GDP是美国的21%，我们40年前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起点更低。更多还是改革开放后利用后来者优势创造的。其中人口红利的影响，只有一个或半个百分点。

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虽然跟人口红利消失有关，但其不是主因，体制机制问题集中爆发才是主要原因。2010年后，有些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也在下滑，且下滑幅度比中国大。中国2010年经济增速是10.6%，2016年下降3到4个百分点。印度2010年经济增速10.3%，2016年降至6.5%；巴西2010年经济增度7.6%，2016年降至负3.6%；俄罗斯2010年经济增速4.5%，2016年降至负0.2%。不只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下滑，还有东亚高表现经济体：新加坡2010年增长6.2%，2016年只有2%；台湾2010年4.8%，2016年只有2.7%；韩国2010年增速6.5%，2016年增速只有2.8%；但这些国家既没有人口红利消失也没有体制机制问题。我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下滑，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影响尚未结束。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出口减少、投资减少，只靠消费，就业率又没有中国那么高的情况下，其家庭收入和消费都没有增长。

但不同的具体情况，就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建议。中国怎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其中需要解决的有周期性问题、人口红利渐失和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我们增长潜力还有多高？如果增速跟增长潜力差不多，通货膨胀率就高。但现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由此可见增长潜力大于增速。为什么增长潜力会大于增速？我们人均GDP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跟美国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来者的优势，维持了20年8-9%的增长。因此我认为从2008年以后，我们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另外，我们比日本、亚洲四小龙有优势：以独角兽为标准的新产业的出现，其特点是研发周期短，以高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如ICT、通信、互联网等。中国人口多，高人力资本的人多，市场大，是目前的独特优势。从技术潜力来看，从2008年到现在才十年，未来十年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

在增速比增长潜力低的情况下，应针对周期性问题做一些反周期的措施，来维持稳定利用增长潜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产能过剩、库存多和需求减少都是周期性的原因。所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开始后，可以继续挖掘技术潜力，通过补短板提高劳动力，去产能。投资创造的就业增加，去库存就更有效。补短板的措施跟反周期的措施应该结合在一起。

人口红利消失也需采取相应对策。人口红利减少代表劳动力减少。但劳动力不仅取决于人口数，还和退休年龄有关。现在就业的适龄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减少，可以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并且更重要的不在于劳动力人口数量，而在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增加教育和人力资本，可以应对人口数量减少，从而维持劳动投入，充分利用技术优势。

此外，深化改革也需采取相应对策。原来有大批温室产业，一部分和民生相关，不给补贴就活不了。现阶段继续保护补贴会有腐败和社会风险，当补贴性质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就要取消。跟民生相关的就继续补贴，其它的应按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深入改革进行改革。

能做到这些就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很大的后发优势，作为人口大国还有弯道超车的优势。如果新加坡、韩国、日本可以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变成高收入经济体，中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