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过去40年，我们是以高速度增长为导向，地方政府的激励有自上而下的考核要求和控制。尽管考核的指标中，GDP的增长只是其中一项，但是其它指标，比如投资、财政收入等，都和GDP高度相关。所以GDP的增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极其重要。除了总量的激励之外，还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激励，希望地方政府促进某一些产业的增长，抑制另一些产业的增长，所以产业的政策也是激励之一。

       此外，地方政府领导还要考虑在本地得到的支持，本地事件对他的影响，这也是重要的一个部分。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某些企业的政策可能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会更大，居民的支持、话语权就不会太重要。这会使得地方政府追求增长，因为增长对企业来说是有好处的。而消费者的利益、居民的利益，就不会被放到很重要的位置。本地的支持有时候也会有自上而下的激励。我们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的时候，会问他的下级，甚至问一些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他的看法。所以这一整套的激励体制，都是以高速度增长作为导向。

       这种激励体制得到的结果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还较低。在G20国家中，只有沙特阿拉伯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比中国低。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2010年之后，有了微弱的上升。这跟我们追求增长的地方政府的导向是有关系的。

       除了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低之外，另一方面就是增长的效率、质量也有问题。如果我们追求过高的增长目标，就会对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当我们设定过高的增长目标的时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通过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来刺激。政府驱动的投资要有资源、资金、土地和劳动力，当他们占有比较多资源的时候，就使得市场中的其他企业获得资源的成本比较高，它会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如果市场主导的投资相对效率比较高，政府驱动的投资相对效率比较低的话，整体效率就会下降；整体效率下降，实现高的增长目标就更加困难，又要进一步要求政府驱动的投资来刺激，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整体效率是低下的。

       从2008年到2014年，中国每单位GDP的劳动力成本和美国每单位GDP劳动力成本的比值，总体在增加。也就是说，我们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相对都在降低，导致总体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处在较低水平。当地方政府用这么强的激励来追求增长的时候，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获得了大量资源进行投资后，对整体的经济效率确实有负面影响。

       如何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居民从经济增长中有更强的获得感。

       居民的消费获得需要有更好的公共服务。未来的三大攻坚战里面，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都是很好的公共服务。另外，更高的消费率、更高质量的消费，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元素。

       除了居民要获得更多以外，增长的效率、增长的质量还要更高，需要更加快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更加高效的投资，更加高效的人力资源的发展和配置。除了人力资源要配置以外，还要解决教育问题。高质量的发展还包含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也是我们三大攻坚战之一。如果有更高效率的增长，我们的风险一定程度上就会被控制住，所以这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间是互相相关的。

       如何通过激励让地方政府来支持高质量的发展？地方政府激励有两部分，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激励，一个是来自于本地的激励。在自上而下的激励中，我们能否考虑将对GDP地区生产总值的考核改为地区收入总值的考核？比如一个没有多少就业机会地区，最好的安排就是让本地居民到外地去，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只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地方政府是没有动力这样做的，因为教育好的人都跑了；但是如果考核地区收入总值，将外出就业人群的收入也算作本地的贡献，它就会有更强的动力开发人力资源，让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更有效率的配置。

       我们希望地方政府能对消费更加重视，指标中能否更加强调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因为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低，居民的消费自然就上去了。除了我们直接考核这个指标之外，为了让地方政府有更强的积极性支持消费，能否在税收上面，由生产地向消费地转型？现在我们很多的税收是在生产地征收，比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就会更强力地支持生产，而没有多大的动力来支持消费，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的激励方式。

       加强对地方政府资产和负债的考核。我们有计划地发布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希望促使地方政府在追求地区收入总值增加，追求本地居民消费增加更快的同时，还能够控制风险，不让地方政府的债务变得太高。

       自上而下的考核，除了前面一些指标以外，还需要更加重视企业和居民的主观感受。只有企业和居民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有多好。还有就是为“大胆创新探索撑腰鼓劲”，这是中央经济全会中提到的。产业政策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产业政策能否更加倾向于居民的消费，特别是服务的消费？因为居民消费中非常欠缺的就是服务的消费。我们能否在中央层面鼓励地方政府更好地为服务消费创造良好的生产和消费的环境？除了考核，还要防止数据操纵。

       地方政府的激励除了自上而下之外，还有来自于本地的激励。为了让资源的配置能够效率更高，不被集中到少量的企业中，我们应该要让企业有更加均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同时赋予居民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我们如何让居民真实地反映对地方政府所提供服务的感受？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更好地发挥本地的支持、激励和约束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的问题，需要不断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