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

中国消费

       当代资本一般都比较看好新技术与新经济。在美国硅谷，投资家们都将精力关注在所谓的技术革新上；但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番场景。其实爆炸性成长的行业非常多，并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软件等。如中国的体育用品市场，它是一个传统市场，但它每年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软件行业。对我们而言，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行业有没有爆发性、前瞻性的变化，我们更关心的是行业变化的格局，而非定义传统与非传统。

       我们投资的匹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制造的消费产品。30年前它还只是耐克和阿迪的加工厂，与福建、浙江、江苏的很多知名企业一样。但十年前，匹克的经营者意识到中国消费即将突起，于是开始打出“匹克”品牌，现在它已经与李宁、安踏齐名，进入前三。另一家我们投资得很成功的公司是利农，它是中国领先的绿色蔬菜生产商，在西兰花、小南瓜、樱桃、番茄市场都具有最大的市场力。在美国，这些传统行业格局已经形成，因此很难产生大公司。但在中国，这是一个巨大机会。

       很多时候我们会借鉴海外的商业模式与技术，但我们的立足点一定在中国。选择投资对象时，我们很少投资那些以海外市场为主的企业。因为中国才是最有吸引力、最有潜力的地方。从匹克的衣服到利农的蔬菜，就显著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的一个重要旋律。“中国制造”是将生产的产品卖到海外去，“中国消费”则是生产自己的品牌，在国内消费。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太强，内需市场不足。但我认为，经济危机以后，从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仍处于高增长阶段。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一些体育用品、蔬菜等基础方面的增长不会因为金融危机有太大动荡。

谁是股东不重要

       什么样的资本适合什么样的产业，应该由资本本身来决定。现在的市场其实较为开放，无论内资还是外资，只要有好的管理理念、好的投资方向、好的经营团队，就可以有好的回报。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良性，而且政府支持非常明显，尤其是对创新行业的支持力度在全世界都少见。

       真正的自由竞争很难，我们涉及的行业也并非全都是自由竞争的行业。在我们所关注的行业中，有的有政府监管，如媒体行业、互联网行业、医疗行业；有的则相对少一些，如消费品行业；有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并享受一定的政府补贴，如新材料、新能源。不管做什么投资，政府支持还是不支持，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企业有没有市场竞争力。

       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资本转换的过程，对企业而言，股东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经营机制有没有建立起来。企业经营者、管理层的经营机制是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红杉美国作为全球回报率最高的一个基金，在过去三四十年中年平均回报率超过50%已经是一个奇迹。但在中国，过去五到十年里也有不少企业平均成长率在50%左右。投资专注不专注，关键在于这个行业有没有持续增长的可能与潜力。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一旦看到某个行业或企业有50%的持续增长潜力，就不会分散投资。作为股东与管理层，应该更注重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的透明度会越来越高，这就涉及知情权问题，企业股东都应享有知情权，这是一个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治理机制越好、透明度越高的企业，投资者对它的信任度就越高，这意味着它的市盈率越高，这样公司股东和管理层都会获益。

投资是一种文化

       企业需要盈利，给予股东回报，但同时也必须考虑社会效应。因为企业的利润，尤其是暴利、高端利润，都来自于社会。作为企业家，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这就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包括回馈社会。借用谷歌的话来讲，作为基金，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不做欺诈性的事情，我们的基金要投入那些阳光企业、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公益行业。

       我真正开始做投资其实也就十年，现在我们投资了近50家企业，这个速度其实已经非常快了。对企业来说，聪明灵活不是重点，关键是能够不断积累。投资是一种文化，我们正在摸索一条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成熟的、长期的投资之路，但它的出现需要时间。过去我们走得比较快，有些事情是事在人为，但有些事情还要依靠整个环境。我相信，四五年后我们的投资肯定比以前更好，就如红杉所坚守的理念：下一个投资是最好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