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

海外投资持续上升

       关于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甚至民营企业的移民，不再是一个新话题，但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我想在这个敏感话题上做一些讨论和分析。

       2015年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占比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了60%，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占比超过了70%。虽然2016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但预计占比还会有所提升。

       从分析来看，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是企业家的真实需求。首先，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顺应了大国崛起的发展潮流。研究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主要的西方国家和发达国家他们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劳务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文化品牌输出。

       早期是以劳务输出为主，比如奴隶贸易，进一步发展才是商品输出。商品输出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技术优势开始，早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向世界其他国家倾销商品。到了第二阶段，那些技术上没有突破，但是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资本输出后，也开始资本输出。中国所经历的商品输出阶段，其实是主要西方国家资本输出的结果。资本输出到了一定的阶段，便是文化和品牌的输出，当然文化和品牌输出需要有很大的技术支持。

       如今，中国刚好处于资本输出阶段。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发生了3个历史性变化：一是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三是 2014年中国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这些变化反映了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引人关注。过去，中国的GDP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但是随着中国贸易增速的下降，出口贡献率进入了负数时代，此时中国却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反映出全球国际贸易的总量在下降，也就是说，全球不同国家的海外需求水平在下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中国资本输出走的道路并不平坦，国际环境也不是一帆风顺。主要发达国家过去依赖自己的技术优势、资本优势，极力推行全球化，现在开始反全球化，全球贸易缩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另外，世界范围内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下降。联合国《全球投资趋势检测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FDI为1.52万亿美元，较2015年下降了13%，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入了资本输出阶段。2014年中国ODI（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FDI，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海外投资遍布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存量累计超过一万亿美元。

       全球贸易塑造了大英帝国的全球经济版图，也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强势崛起。资本输出则让日本保持了强大的经济实力。1990年代日本经历“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后，企业大幅进行海外投资。截至2015年底，日本政府、企业与个人投资者拥有的对外净资产余额约339.2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3万亿元）。日本蝉联20多年成为对外净资产最大国家。

       所以，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也是中国走向经济大国和强国的必由之路。那么如何实现这个必由之路？仅仅靠国家投资是不行的，国家当然要领军，站在中国走出去的前列，另外，民营企业也非常重要。民营企业海外投资上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走出去”的客观需求

       民营企业大量“走出去”也是当前民营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首先，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机会不足。其次，2008年以后货币超发催生的资产泡沫，加剧了国内投资风险。货币超发和资产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也有通过资产转移加以固化的需求。第三，金融资源配置集中在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统计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七成债务融资投向国有企业。在债券发行方面这一失衡更为显著，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规模之比大致为3:1。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不仅挤压了民营企业生存空间，也加剧了金融系统运行风险。近年来，一些地方理直气壮剥夺民营企业财产，让部分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遇到了挑战，出于环境、成本和安全等方面考虑，以及追求子女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部分民营企业选择“走出去”进行投资，甚至移民。

       近年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黑天鹅”事件的涌现，凸显了逆全球化趋势有所抬头，这种新开放格局也迫使中国民营企业勇敢地“走出去”。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可能引发较为激烈的贸易战、金融战。特朗普作为商人所具有的强烈的胜负观，可能使他具有一些“新冷战”思维，并由此引发中美之间全面的政治和军事对抗。民营企业“走出去”是应对未来贸易战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新冷战”隐患下对政府主导的资本输出模式所作的必要调整。

       我国正迎来一个资本输出的窗口期。第一，民营企业“走出去”，可以抓住当前全球资产估值偏低的契机，加大全球产业链布局力度，可以寻找到新的投资机遇。第二，民营企业“走出去”可以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投资灵活、多元、高效的优势，让对外投资可持续，并在海外深深地扎根。第三，鼓励成熟的民营企业和老一辈的民营企业家“走出去”，还可以为年轻企业家提供本土成长的空间，从而在国内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家梯队，促进国内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以及企业家队伍的代际更替。

       不要过于担心短期内资本外流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更应该看到海外华人华侨资本的特殊贡献。辛亥革命时期，华人华侨大力支持和宣传革命；抗战时期，华人华侨大量捐资支持抗日，甚至参军和组织抗日救亡队伍。即便是冷战时期，华人华侨也给予了祖国技术、资金、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华人华侨更是我国外商投资的重要来源。统计显示，1979-1997年间，海外华人华侨资本占外商投资的60%以上。今天“走出去”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也必将以各种形式反哺国家和民族。

       我们要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外商投资，也要以开阔的胸怀看待民营企业“走出去”甚至部分企业家的移民。我们要为民营企业“走出去”营造更加宽松的制度和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