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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到三重压力：需求的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怎样看待这样的压力？

汤敏：压力也是动力。疫情肆虐、美国加息、俄乌战争等一系列情况，导致外部挑战非常大。从内部来看，经过这两年的抗疫，一些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都有所减弱。在这个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字当头。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特别重视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我们现在一共有1.5亿市场主体，其中4000多万是企业，剩下的一亿多是个体工商户。平均一个个体工商户大概雇佣2个多名工人，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有将近2.7亿人在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里就业。李克强总理的报告多次强调要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强调要给小微企业减税，所以今年专门将小微企业（即年收入在100万到300万之间的企业）所得税再减半，同时，要求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去年，大型国有银行给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增加了40%，今年也要持续实施这些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要稳就业、保民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刘元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这三重压力是非常客观也是非常科学的，但是我们在认识当前中国的这三重压力时，应该把视角拉长：首先要看到整个世界从2008年以来面临的四大逆风向，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停滞，也就是长期停滞现象。全球目前面临收入分配、两级分化、人口老龄化、债务奇高、技术贡献的速度下降等问题，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从传统的4%左右下降到3%；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百年未有的世界疫情冲击，所以全球经济呈现趋势性长期停滞。这是我们整个外部环境。而这个外部环境在2022年又叠加了一些复杂的因素，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现在全面进入加速期，也就是地缘政治的恶化和带来的挑战，对于金融经济的冲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是要拉长视角。从我们本身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着几大超级转型：一是绿色转型，这是一个成本概念不是收益概念；二是科技转型，从传统的要素投入、投资驱动转换成科技创新驱动。我们现在面临着科技大转型的一个关键期，也就是我们如何突破卡脖子的问题；三是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经营转型，这个转型是会地动山摇的；四是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行转型。这几大转型叠加就会看到，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疫情这一个冲突，还有一些周期性的问题，以及大量结构性的、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三重压力在当下所具有的必然性和客观性，正确认识这些压力。

第三，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政策进行再定位，对于重大问题、实践问题，预期进行了很好的调整。近两个月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参数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PMI指数（采购经理指数）出现了回升，各方面的投资速度开始大踏步前进，等等。这说明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基本方向、基本举措是正确的。因此今年5.5%的经济增长目标，5.1%失业率等一些宏观目标应该能很好达成。

姚洋：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压力还是预期转弱和需求收缩，但是预期问题从过去两个月来看好转得非常快，PMI已经过了荣枯线，说明企业向好的预期开始转变。今年，我们面临的更大压力还是需求问题。我们如何把国内的有效需求调动起来？一方面，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给地方政府3.6万多亿元的地方债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另一方面，在消费端，我们还要再发一些力。如果能够将消费端再调动起来，我想今年实现5.5%的经济增长目标还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做过初步计算，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仍然是在5.5%到6%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工作报告把增长速度定在了5.5%，至少是我计算的潜在增长力的底线。

王文：今年对于企业来讲，从政府政策端如何服务于企业？

汤敏：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无非是两个重要政策，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

从财政政策角度来说，首先2022年国家减少了企业的负担，特别是财税负担。2021年，国家减了1万亿元税收，今年要减2.75万亿元，但2.75万亿元中有1.75万亿元是留抵退税。留抵退税就是对现在还不能抵扣、留着将来才能抵扣的“进项”增值税，予以提前全额退还。今年6月之前，国家要把这笔钱全部退给企业，减轻了企业很大一部分负担。其次从国家支持企业层面来说，对微小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减半。第三是鼓励科技创新，鼓励企业研发。今年，企业的研发经费，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研发的经费不仅不用交税，而且还会从其它方面为企业减税。这些政策都是从税收的角度帮助企业发展。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说，现在我们应该更灵活地对小微企业贷款，因为社会融资的总量在快速增加，而且时间要提前，不能等到经济已经下滑了，已经有很大问题了才出台政策。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在金融上采取了很多政策，有很多帮助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企业、激励企业的政策。这些都是帮助企业应对目前比较困难的宏观环境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成效已经有一定显现了，未来几个月情况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些政策都在不断地发力。

王文：企业受到政策相关的福利越来越多，这对企业意味着什么？2022年要怎么做才能够使优惠政策更符合企业发展需要？政府怎么推行这些政策才能更好地普及到企业和市场主体？

刘元春：在“六稳六保”中，最核心的“一保”就是保市场主体。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全面体现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市场支柱、市场核心以及宏观调控、微观基础核心的焦点，这也是政府工作报告很重要的一个亮点，也是我们在这些年里获得的很重要的成就。当然，这里面也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政府比较擅长从供给侧入手，从投资、税费等供给侧层面来进行调控。在保市场主体时，将我们各项政策的落脚点放在企业身上。这里面有几个亮点需要关注。

一是分类施策，对于大中小企业进行不同处理，对于制造业和科技型企业进行不同的政策扶持。我觉得这种分类施策非常重要，因为目前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在过去一个季度的扩张中已经全面出现了回缓，再加上过去大中商品价格冲击，使得很多大型企业并没有受到这一轮下行冲击，反而是得利。对于这些大型国企和金融企业的利润，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要加强它们对政府的上缴，用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基层的直接转移支付。这可能是很多人重点关注的，就是我们怎么保证2022年财政能够大幅度地增长，不仅是国债的债务率要达到2.8%左右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总指数额能够提升2万亿元以上。

二是对小微企业来说，除了减税降费，政府消费的订单也很重要。我们看到，从2021年底开始，政府采购里的支出金额，要求用于小微企业的采购不低于30%。对于小微企业的资金问题，除了普惠金融之外，今年对于预付款、应收账款等也做了重点关注。这样一些举措能够解决小微企业“急、难、愁、盼”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小微企业预期，对于我们稳就业非常重要。

我们聚焦了一批当前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给出了一体性的解决方案。当然，不同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如何进行分类施策，是对相关部门的考验。我们也还要看到，随着未来的发展，一些短期问题可能会出现变异，一些中长期问题可能会出现叠加，这对于政策和预期的调整效果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

王文：姚洋老师曾提到，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政府在面对企业纾困进程时发挥着重要功能。您从这次工作报告中看到了哪些细节？

姚洋：中国是比较擅长做企业的工作，搞生产、搞供给我们非常擅长，而且手中的工具也非常多。这次提出来全年退税减税2.5万亿元，显示了市场主体保就业的决心。这两年来政府收入比较紧张，所以总理要求政府过紧日子，同时要给企业减税，这的的确确是显示了政府扩大生产保就业的决心。我想这也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举措，就是要减轻企业的负担，让企业不仅能够活下来，还能够提供更好的就业。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比较理性客观地看待减税对于刺激整个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是一个闭环，刺激供给很重要，但是消费端也很重要。如果消费端落后于供给端，那么供给端效果不会那么明显，所以供给端要发力，消费端更要发力。

王文：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那么从宏观视角上，各位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建议？

汤敏：从整个形势上看，中短期内，因为疫情、通货膨胀、地缘政治以及疫情后经济的结构性改变等问题的出现，外部环境一定会比较恶劣。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经济还是比较健康的，特别是在2021年下半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新的政策以后，虽然前期经济有一个下滑的过程，但是最后到了第四季度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国经济来说，今年5.5%的经济增长目标已经比过去两年的平均经济增长5.1%要高0.4个百分点。5.5%的经济增长目标还是比较保守的，可能还会比5.5%略高一些。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出口贸易也不会很差，因为现在全世界还在疫情里面煎熬，还需要依靠世界制造中心——中国。就业也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最后，消费者消费的意愿，还需要进一步推动。

刘元春：在这样的大变局时代，我们一定要认清两件事：第一是“世”。这个“世”代表的是世界处于大变局，而变局的主要来源是因为中华民族复兴，要打破传统的格局。所以，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发生在我们加速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我们的问题是进步中的问题。可以看到，我们的弹性、韧性以及政策的空间、纠错的能力，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是“运”，也就是国运。当我们担心新冠疫情的时候，却发现世界的制造都重新回归到中国；当我们担心中国跟美国发生硬碰撞的时候，俄乌战争开始了。如果我们有“世”又有“运”，大可不必太焦虑，在未来几年依然会生活得很好。虽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烦恼，但是我认为保持我们对民族的信心，对自己祖国的希望，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

姚洋：从长远来看，未来三十年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最好的时刻，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高光时代。我对这样的判断非常有信心。我觉得中国经济要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每十年一个周期。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增长的十年，九十年代是调整的十年，本世纪头十年是高速增长的十年，过去这十年是调整的十年。现在，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在从疫情中开始复苏。世界经济复苏后，特别是欧美经济复苏后，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AI自动化为龙头的新的全球扩张和技术增长期，中国在这一轮技术扩张期里是处在世界前列的。所以，虽然世界各地都会有很多机会，但最好的机会仍然在中国。

文章来源于人大重阳，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