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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Q：2022年中国经济要“稳”字当头，您认为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今年经济为何要突出“稳”的重要性？

刘元春：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要求宏观经济保持平稳向好的态势。而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稳”字当头释放了非常积极的宏观调控信号。

这意味着我们将进行宏观政策的再定位和协调体系的再调整，在总体政策定位上保持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使积极的财政政策真正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真正稳健，使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得到极大的缓解，重回稳健复苏轨道，并最终在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之间寻找到新的平衡。

今年经济之所以突出“稳”的重要性，是因为近两三个季度经济增速回落具有一定的趋势性和结构性特征，在需求收缩和产出缺口扩大的同时，开始出现短期供给能力的损失和潜在增长能力的下降，进而导致市场预期转弱。

一方面，去年二季度以来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出现复苏乏力的现象，但核心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和产出缺口的变化表明，需求端复苏力量的收缩更为明显。同时，在持续疫情冲击和结构性政策作用下，短期供给能力的损失以及潜在增长能力的下降也值得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各类先行参数的变异和市场主体预期的回落充分说明市场预期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这不仅反映了市场主体对短期政策调整不够乐观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市场主体对疫情变化、政策调整在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保持非常审慎的态度。

2022年中国经济能否快速逆转复苏乏力的局面，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面临的多层次因素叠加的下行压力能否得到有效缓解。这需要突出“稳”字当头，进行宏观政策的再定位和协调体系的再调整。

Q：2021年中国GDP8.1%的同比增速创近10年来新高，除了基数效应，去年GDP增速创新高的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2021年中国经济实现同比高增长，除了基数效应外，疫情防控的总体稳定、外资外贸的景气持续、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向好以及全面小康目标的顺利完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在疫情期间的复苏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疫情的成功防控和中国制造体系的强大，依然是中国宏观经济在疫情期间保持复苏的核心基础。中国外贸和外资的持续高涨也是经济复苏的核心动能之一。中外防疫能力的差别以及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使中国疫情防控红利和全球供应中心效应得以突出。2021年，中国外需对宏观经济复苏的贡献不仅没有出现明显回落，反而表现出超预期的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全面启动、新冠疫情带来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全球对高技术制成品的需求持续上扬，直接导致疫情期间创新驱动发展态势不断向好，数字经济占比持续上升，高新技术行业利润增速与投资增速保持高位运转，研发投入新型激励体系开始出现。中国新旧动能转换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加速。

预计今年出口增速将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

Q：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5.5%左右，对此您如何评价？您如何预判今年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

刘元春：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的一年，是新发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逆转2021年经济增速回落的势头。一方面，它将部分延续2021年宏观经济复苏的动力和基础；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协调体系再调整以及“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得到极大的缓解。

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在5.5%左右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预计全年经济将呈现前低后高的运行态势。其中，第一季度将重回5.0%左右，至第四季度趋稳于5.6%。

2022年供需两端将进一步深度修复并趋于平衡。在供给端，第三产业将进行深度修复，短板行业加快补齐缺口，增加值增速有望达到6.5%左右；第二产业或将向正常增长水平回落，增加值增速为4.5%。在需求端，受房地产投资下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将有所回落。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消费有望继续恢复但仍存在一定缺口，预计消费和投资增速分别为4.4%和6.8%。

2022年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趋于复杂，叠加高基数因素，预计出口增速将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同比增长5.2%左右，但贸易顺差仍有望保持高位，达到6900亿美元左右。

随着供求趋于平衡，2022年物价水平将最终走向平稳，但由于国际能源价格在高位运行等因素，预计CPI涨幅将回升至2.1%，PPI（工业生产价格指数）涨幅将回落至4.0%。

当然，相比以上基准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仍面临多重下行风险，需要在短期总量性政策、结构性逆周期调节政策、中期跨周期调节政策上进行对冲。

Q：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请您分析一下压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复苏的进程十分复杂，影响经济复苏进程的力量既有外生因素也有内生因素，既有短期波动和周期调整，也有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冲击，更有政策协调的因素。

新冠疫情的反复、极端天气的出现、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宏观经济政策的快速常态化、房地产和碳减排等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同步实施、金融风险的控制，使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自2021年二季度开始加大，经济复苏进程有所放缓，负向产出缺口有所扩大，前高后低的态势明显放大。

本轮经济增速回落具有强烈的趋势性特征和结构性特征。我们不仅需要在短期总量政策、结构性逆周期政策上进行对冲，同时也需要中期跨周期调节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又导致中国出现输入性通胀和上游成本上涨的冲击，给中国制造业和原材料密集行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难以全面解释中国面临的供给端成本冲击的压力。

进口价格指数涨幅高于出口价格指数、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涨幅高于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生产资料价格涨幅高于PPI生活资料价格、PPI涨幅高于CPI，这都说明成本冲击的价格传递效应比较弱。中国各类企业的利润侵蚀从进口到出口、从上游产业到下游产业已经持续逐级递增，大量中小企业难以承受需求下滑与成本上升的两端挤压，市场复苏的内生动力存在变异的可能。

此外，电力供求缺口快速扩大是中国供给端下滑的另一个核心因素。去年煤电短缺的出现不仅与煤炭价格上扬有关，更重要的是绿色转型进程中供给摩擦与政策协调未能完全奏效，而电力瓶颈现象在短期内预计还难以得到全面的缓解。

共同富裕要以解决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为主攻方向

Q：“民生”是两会绕不开的话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途径是什么？目前还需要补齐哪些方面的短板？

刘元春：新时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在三大超越中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规划纲领。

首先是必须超越简单的社会运动，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层面认识到共同富裕具有坚实的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基础，逐步推进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循环畅通、社会秩序和谐、政治基础夯实的必然要求。

其次是必须超越简单的理论逻辑推演，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全面把握当前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完成全面小康目标、乘势而上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

三是必须超越一般的思想争论，在理论的批判中通过构建科学的实施方案和可实施的路径，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于共同富裕的认识，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构建三大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具体来看，首先必须在现代化新征程、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蓝图之中，来进行共同富裕战略的顶层设计，利用科学的顶层设计来形成理论和认识上的共识；必须明确共同富裕不是空想的产物，也不是独立于其他体系的自我范畴。从战略规划上讲，它必须服从于现代化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目标。

因此，我们必须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为基本框架，遵循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和规律，制定出共同富裕在2025年、2035年的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可行路径和战略举措。

其次，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制定攻坚克难的方案。共同富裕中面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主要体现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等几大方面。因此，共同富裕必须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

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将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以区域战略、区域协调战略以及区域性帮扶机制来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以“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Q：扩大内需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一项重要任务。去年我国消费的表现比较一般，今年是否有望迎来爆发式反弹？扩大内需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发力？

刘元春：与去年相比，今年消费预计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受疫情防控和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消费虽然会继续恢复，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缺口。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扩大内需，需要加大有效财政支出力度，出台消费导向的减税降费政策和民生导向的收入补贴措施。

疫情暴发以来，与欧美相比，我国在居民消费和收入补贴方面的政策力度相对较小。居民消费并未出现很强劲的复苏，近期还出现了增速回落的态势，对经济循环的拖累效应有所显现。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出现逆流以及疫情影响的当下，需要在发展观念上更强调内生动力和经济安全。这就必须以内需作为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在扩大内需、挖掘内需潜力方面出台一揽子综合方案，向消费促进倾斜、向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延伸。

此外，配合新发展格局的布局，也有必要进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而在关键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上的布局，在核心产业链上进行国产替代的布局，以及在出口转内销等方面的一系列布局，同样都需要财税改革的配合，需要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实现新战略与传统战略的对接。

文章来源于每日经济新闻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