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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挑战。近日，基辛格博士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新冠肺炎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重大的外部冲击，必然给经济全球化带来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与全球化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疫情是否会改变全球化的趋势？

为此，我们整理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的经济学家、经济研究所以及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对疫情之下，全球化的发展走向的看法。各国专家看法虽略有不同，但总体上认为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不会导致全球化的终结。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疫情暴发以来，一些人把对病毒的恐惧转化为对全球化的排斥，把产业链暂时中断归咎于全球化弊端，这种观点似乎失之片面。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受经济和科技发展需要的驱动，是内生性演变的必然结果，为促进各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人类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还很严重。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空前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却没跟上，一些国家治理不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滞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协调。这导致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之间矛盾突出，表现为发展失衡、贫富分化、金融动荡多发、民粹主义盛行等问题。

从较长的历史周期看，全球化的整体发展态势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从没有因为危机和动荡而止步不前。相反，人类社会一直在危中寻机，在直面和解决问题中向前迈进。当前全球化的波折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调整、改革和完善的契机。过去几十年里，随着世贸组织的成立，以及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相继加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市场得以形成，互利互惠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已在运转。企图推动国家间经济脱钩、人为撕裂产业链条，这是逆潮流而动。正如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当前我们应该着重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变革使全球化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如何让不同的发展模式互学互鉴，并汇聚成推动全球普遍发展、共同繁荣的合力？如何协调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从而产生最佳效应？如果把遇到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全球化，无异于一叶障目；出于对全球化的恐惧就筑起高墙、自我封闭，无异于因噎废食。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各国都会想方设法收回更多经济主权，全球化方向会发生变化，即变为“有限的全球化”。有人认为这是“去中国化”，我不同意。“去中国化”是指美国等国家将其在中国的企业迁到越南、印度等其他国家。

实际上，美国等国家把境外企业迁回本土，迁出的区域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一些国家想投资分散化，即避免投资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这也是正常的经济考量。同时要看到，欧美不会把所有企业都搬回本国，而是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企业，这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已经体现出来；第二，与公共卫生医疗物资相关的企业。

从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近年来，外贸占中国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外资、外商在中国经济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此次疫情对中国企业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很多地方的企业复工之后，由于欧美国家的订单减少乃至消失，无法恢复正常生产；第二，疫情结束后，随着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迁出，将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

但从长期看，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撤离后让出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可以迅速占领。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来说也可以是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新经济思维研究院主席、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

我们需要注意到，这场危机已经加速了经济的结构性变化。通常我们关注周期性影响，但有时危机会加速一些事情的发展。我认为一定会发生一些逆全球化的事情。

首先，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些趋势想要缩短物理上（距离上）的供应链、减少对较长供应链的依赖。但这个影响不会特别大。因为物理上，我们已经有措施保证供应链在疫情下安全运转，普及自动化、避免交叉感染等。

其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减少对此前不断扩张的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制造业生产可能将重返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制造业就业流失加剧、中低端工作的收入下降。这些国家很难再复制东亚曾经的出口导向的增长道路。

第三，更深层次的去全球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会是人员流动的冻结。我也不确定这会持续多长时间。这将取决于我们还需要多久才可以获得便捷、精准的核酸检测、疫苗或者抗病毒治疗。

人员流动的冻结对各国旅游业是巨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巨震，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大量来自劳工汇款。比如菲律宾，外出务工人员的汇款与出口收入同样重要。

最后要说的也是我不希望发生的是，知识文化交流的去全球化。我想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非常重要。我们可能难以去彼此的国家旅行，只能够通过远程设备交流。这一事实意味着交流思想和观点的过程将变得有风险，而这对世界发展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加强交流机制，哪怕只能以视频会议的方式来交流。我们也必须加强支持国际健康组织，而不是削减对它的资助。总而言之，思想全球化和全球合作正面临潜在威胁。我们必须尽全力避免这些事情，因为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全球合作协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微观经济学教授安格斯·迪顿：
新冠肺炎疫情为经济全球化模式带来不小的冲击，部分跨国界、跨地域的经济活动甚至被按下了暂停键。回顾人类贸易发展的数千年历史，大型流行病的集中暴发地大多与全球贸易路线高度重叠。每当大流行病发生，经济全球化模式都会在短时间内受到质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全球化的益处：它极大地提高了全球整体收入水平，许多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发展都受益于经济全球化模式。无论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变化，恢复消费都将是今年全球经济发展的主题。随着疫情走向平稳，大部分全球性的贸易活动将逐步恢复常态，全球化进程将进入全新阶段，展现全新的面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
实际上，我对全球化并不十分悲观，但我认为全球化的程度可能会有所变化。目前，全球供给链对一些国家的依赖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全球化会很快终结。我只是认为，也许汇率会为了适应这一点而有所变动。人们可能会对之前全球化过热的现象提出质疑和反思。这种质疑是必须的，因为我觉得之前在一些贸易圈内的承诺过于幼稚。但总体而言，我不认为这会是全球化的终结。
　
亚洲开发银行（ADB）首席经济学家 泽田康幸：
这场全球疫情可能会给世界留下永久的伤疤，导致全球经济发生根本性的、长期的变化。例如，全球化可能会出现倒退，这对亚太这个从一体化中获益良多的地区来说是有害的。我们有必要重申开放贸易和投资体制的重要价值，以维护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的繁荣。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
PIIE近日发表报告称，新冠病毒大流行正在加剧“去全球化”趋势。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越来越害怕相互依赖的格局。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20年，世界贸易将下降13%到32%，远远超过世界GDP的预期降幅。不过PIIE认为，这种经济“向内”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结束（只是部分逆转），但要消除由此造成的损害可能会相当困难。

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正在推动世界各国纷纷退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现在都在质疑，全球供应链是否延伸得太远了。在一个联盟不稳定、国际合作缺失的环境中，他们也在问自己是否应该减少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表示，这种新冠病毒“将改变我们在过去40年里一直与之共存的全球化的本质”。欧盟贸易专员Phil Hogan表示：“我们需要考虑如何确保欧盟的战略自主权。”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向议会表示：“几个世纪以来，开放贸易一直是我们繁荣的核心部分。

但同样，我们也需要仔细审视我们的国内经济主权。”此外，日本也开始研究如何打破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依赖，在国内生产更多产品。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担忧，为保护主义和“强调国内采购”的想法提供了新的理由，尤其是在医疗设备和食品方面。

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至少可以部分逆转。当然，PIIE亦指出，这种倒退不会标志着全球化的结束，但逆转程度确实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2008-2010年的大衰退标志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历史性的转折点。现在，为了应对当前的健康和经济危机，政策制定者似乎准备更努力地来加强“去全球化运动”。

PIIE认为，这些措施可能减缓或扭转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更糟糕的是，未来新的贸易限制可能会激增，从而带来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扭转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