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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就是美国发起的追责和病毒溯源行动。国内外对此都高度重视。美国是发动这次追责和病毒溯源的急先锋。最初是一些美国议员提议，比如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这样的反华人物，提出追责和病毒溯源，然后意欲索赔。之后，同样具有强烈反华立场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也到处宣称要追责和溯源。最近，特朗普也加入这一行列。国际上，澳大利亚外长跟随美国，明确提出要追责。欧盟、联合国秘书长也相继表态，希望追踪病毒起源，但都比较中立，并不是针对中国。

第二个是索赔问题。索赔首先由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律师事务行发起，后来演变成美国多个州对中国索赔。蓬佩奥、特朗普也均暗示可以对中国索赔。对此，有人担心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安全。比如中国持有美国1万多亿美元国债以及其它数量庞大的资产，美国会不会直接冻结中国的这些资产。其他国家比如印度，也有一些索赔呼声，但主要停留在民间，还没有政府官员宣称要对中国索赔。

第三个是脱钩论。全球产业链确实因为疫情而有所中断，有人担心疫情过后产业链断裂情形继续，然后发生重组。也有人担心很多企业离开中国，造成所谓的“去中国化”，使得我们失去历经20多年在全球价值链上积累的制造能力。甚至还有部分人担心别的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被挤出世界产业链。

第四个是世界格局巨变论。巨变论指的是这个世界可能以新冠疫情为分水岭，疫情之前是一个世界，疫情之后是另外一个世界。基辛格博士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新冠肺炎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但是对于世界格局会变成什么样他语焉不详。持有相同观点的其他人，也都未明确世界格局到底如何改变。总体上，持这一说法的人很多，但是内容都比较空泛。
　
如何正确地思考和应对

上述四种流行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但比关注更需要的是理性的认知，尤其是进一步思考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首先，索赔言论几乎可以忽略。

国内也有很多知名人士撰文，认为要警惕美国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对一个主权国家的资产进行封锁、冻结甚至没收，在战争时期的确有可能发生。一战期间，美国曾将德国默克公司在美国的资产没收了。这也是美国默克公司的由来，现在它甚至成为比德国默克更大的药企。但是在非战争状态下，美国在1976年颁布的法律中已经明确，美国个人或国家都不能起诉其他主权国家。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主权国家之间同样不能互相起诉，否则全世界又将重回丛林法则。如果因为这次新冠疫情，就允许美国起诉中国，甚至法院宣判美国胜诉，那么2008年的金融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应该起诉美国？

即使特朗普政府没有底线，美国司法系统还有一定的独立性，法官也没有糊涂到不顾本国法律来宣判索赔。当然，美国也可以修改法律，但是必须通过国会同意。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美国截流、冻结中国资产，甚至将中国资产变卖、没收的可能性很小，不需要太担心。反倒是有些国家尤其非洲一些国家提出债务减免，中国需要考虑。因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财政能力有限，如果疫情在非洲蔓延，全世界都有责任予以帮助。巴黎俱乐部已经做出回应，中国也值得考虑减免一定的债务。

历史经验表明，包括英美发达国家在内，对发展中国家以债务形式提供的援助，大部分债务最后都会减免掉。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直接以拨款为主，重点不再是受援助方的还款，而是如何把这笔拨款用好、监督好。这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教训。中国对外援助也要慢慢从债务过渡到拨款，同时加强对款项使用的监督。

其次，病毒溯源需要高度重视。

疫情追责是毫无道理的，这已经基本成为国际共识。因为疫情属于外部冲击，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预先知道。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这期间发达国家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同样可以反问，为什么这些国家一直不采取措施？想控制住疫情大暴发，做出封城这样的决策确实非常难，有所犹豫也可以理解。但封城完全不意味着中国封锁了消息，从而导致发达国家贻误防控时机。欧美有人联合撰写了一篇论文，测算中国疫情数据有没有作假。文章通过对比中国和意大利疫情数据，发现中国没有隐瞒。 

追责没有任何道理，但对病毒的溯源有明确的科学意义，只是病毒溯源需要时间。从SARS疫情暴发到真正找到 SARS病毒的源头，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

科学问题本应由科学家来解决。对于欧盟、联合国等提议的病毒溯源，中国需要积极地回应。有两种回应方法值得考虑。

第一种是此前有文章提议的开展联合调查。这可能是中国化被动为主动的好方法。联合调查意味着调查不是集中在中国，而是所有发生疫情的国家都做调查，最后由联合调查给出结论，病毒到底来自哪里。

第二种方法是中国发布一份白皮书说明自身情况。尤其是说明今年1月23日之前，我们围绕疫情研判、是否采取封城措施，做了哪些分析和安排；封城之后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疫情传播，如何做到的控制疫情传播；此后又如何展开复工等等。事到如今，中国必须敢于直面来自外部的挑战，并用坦诚和智慧加以解决。

最后，全球产业的“去中国化”不太可能发生，但必须积极应对。理由有以下三个： 

第一，全球价值链的转移和形成有其自身规律。分工以及专业化是形成今天的全球价值链的原因。每个企业专注于做一个产品的小零件，精益求精、越做越好。这就是所谓的产品内分工。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主流产品完全由某一个国家制造。比如iPhone只是在中国组装，其内部零配件来自十多个国家，甚至包括一些美国企业。这是过去二三十年形成的格局。中国身在其中，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在全球产业链上，我们从最初仅限于装配类的业务，到如今已经能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中国也有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东南亚也开始生产服装。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的部分，也被东南亚、墨西哥等替代。有人将这些都理解为“去中国化”的过程，其实我们不用如此担心。近几年的出口数据显示，中国对东盟、东盟对美国的出口都大规模增加。其中，中国出口东盟的主要是中间品，比如棉纱，而且出口的棉纱越来越多，服装生产越来越少。中国也已经不是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棉花来制棉纱，而是进口棉花纺成纱、染色甚至织成布，再出口到产业链下游的国家，由他们裁剪制衣。这是中国很好的产业升级，毕竟我们也不可能永远做产业链最低端的工作。这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根本性原理。 

第二，中国市场足够大。很多企业之所以在中国设厂，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比如各大车企不太可能把企业转回本国，中国的汽车市场比日本和美国加起来还要大，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市场。特朗普自上台之初就要求美国企业回流，但落实不下去。美国只有少数能源企业回流，根本原因还是美国国内的能源成本下降。日本政府也出钱让日本零配件企业回流，但日本企业响应的也很少。日本的零配件厂更愿意跟着大厂走，比如Toyota到中国设厂，大批零配件厂也会跟着来到中国。因此，日本企业脱离中国也是系统化工程，不会轻举妄动。

不仅如此，基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别国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完全禁运或封锁也不太可能，比如芯片。特朗普禁止高通将芯片卖给华为，但是几次禁令都是延期实施。中国市场约占高通全球市场的1/3。芯片行业是“高举高打”的行业，一旦失去市场就没有资金；没有资金，其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就无以为继，在市场竞争中也会很快失去竞争力。像台积电5纳米技术投资额是300亿美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也与台积电在大陆市场占据高份额和高收入有关。

第三，中国的生产网络足够强。中国制造业占全世界制造业的27%，远超美国和日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一家企业搬离中国，会发现自己脱离了生产网络，生产成本明显增加。

以上三大原因，都决定“去中国化”不会发生，调查数据也同样不支持这一说法。美国商会、日本商会的调查数据都显示，真正考虑过搬出中国的企业约占10-20%，但真正实施搬离的比例为1-2%。当然，这也绝不是说中国可以高枕无忧，政府还要继续高度重视制造业。短期的产业链中断，比如零配件国外企业供应不上，国内厂商如果能刚好替补进去，对中国的整体竞争力提升有利。在中国疫情控制、生产恢复都有先发优势的情况下，也许我们还能抓住一些难以出现的机遇，但必须在疫情控制和产业布局上应对得当。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