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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逆全球化的势头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已经出现，至少可以上溯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时。从国际贸易来看，全球商品出口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达到25.4%的峰值，其后整体呈下滑趋势，2018年为22.7%。从外国直接投资（FDI）来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FDI流入量自2016年以来已经连续3年负增长，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下滑了22.0%和13.4%。实际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FDI一直呈现乏力态势，2012年至2014年同样陷入连续3年负增长，只是降幅比中美贸易摩擦激化以来的2017年和2018年要小而已。

不过，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加剧了逆全球化。这次疫情也许是最近二十年中继“9·11”、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放世界经济体系遭遇的第三次并且是最严重的一次冲击。正如近期《经济学人》文章《别了全球化》所历数的：希思罗机场的旅客人数同比下降97%；墨西哥汽车出口在4月份下降了90%；5月份有21%的海运集装箱航班被取消；5月的前十天，作为贸易大国的韩国出口同比下降46%，可能是196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差跌幅；世界商品贸易2020年可能会缩减10-30%；缺乏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暴露出的缺陷也愈加显现，法国和英国在检疫规则问题上争吵不休，美国还在跃跃欲试地要继续打贸易战，但国内的混乱和分裂损害了美国的声誉。总之，新冠病毒不仅直接损害人的生命健康，还通过恐慌和焦虑冲击金融市场；通过让经济贸易活动停摆、全球供应链中断冲击实体经济，并通过对民粹主义和防疫民族主义的鼓励加速着现有自由开放的全球化国际秩序的瓦解。
　
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冲击

首先，以美国及其盟国体系为基础的全球安全秩序出现松动迹象。美国的盟国体系主要是针对地缘政治、军事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左支右拙、捉襟见肘。欧洲疫情紧张时，德国拦截征用意大利、瑞士等国的医用防护物资，意大利也扣押瑞士的消毒剂，波兰扣押意大利的医用防护口罩。美国疫情严重起来后，也开始在世界各地坐地起价抢购甚至索性直接拦截欧洲国家的防疫物资，遭到德国官员“现代海盗行为”的指责。特朗普总统还宣布将根据《国防生产法》限制国内急需的口罩等医疗物资出口，要求全球N95口罩主要生产商美国3M公司不要将产品出口到加拿大及拉美地区。这让传统盟友加拿大倍感失望。这些行为，动摇了欧洲国家对美国和欧盟的信任，为国际安全秩序埋下隐患。

其次，本来就处于民粹主义威胁之下的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开放市场经济秩序在疫情中遭遇重击。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和不满已经在美国的推动下形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股逆流。贸易摩擦频发、多边秩序停滞、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化进入崎岖路段。疫情把世界迅速由全球化的崎岖路段推向十字路口，人类面临更加急迫的抉择：是迈向更高合作和信任水平的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化，还是滑向以地缘、族缘乃至血缘为纽带的结寨自守的坞堡化。美国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准备。特朗普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希望将中国和其它美国以外医疗设备供应链转移回美国，不应依赖外国来获取自己的生存手段。这意味着，美国示范效应之下，各国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把“必需品”的概念从国防用品扩大到药品和医疗设备乃至其它大宗商品、生活物资等，尽量缩短“可靠来源”的清单。以前主要把全球供应链中高科技、高附加值部分转移回国内，现在为了避免过长的供应链中的关键乃至任何一个环节被其他居心叵测的国家控制，可能把中低端环节也转回国内。其后果就是“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

最后，国际社会中的竞争性对抗性上升，冲击国际秩序稳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也是合作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调。现在，主题或基调可能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美国开始试图遏制甚至逆转这一趋势，以保证自身唯一超级大国的权力和国际地位。2017年底，特朗普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时代，并将中国、俄罗斯等国列为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侵蚀美国安全与繁荣的“竞争对手”。出于战略竞争的考虑，美国在经贸、南海、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系列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新冠疫情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若干政客开始极力为本国防疫不力而“甩锅”中国。不仅如此，美国还不顾抗疫大局，无视国内尚未得到遏制的严峻的疫情，不断升级对中国的经贸霸凌。美国保守智库企业研究所甚至发表文章认为，要超越疫情视野，避免在各种问题上零敲碎打地应对中国，应该借着疫情的“机会”，制定一项类似2010年《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和撤资法案》的对华组合拳，按照《通过制裁打击美国的敌对势力法》，将美国政府各部门联合起来，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采取无漏洞、一致和广泛的方法，来摆脱“中国对美国的恶性影响”。大国关系是世界秩序的基石。美国挑起的大国战略竞争可能在疫情带来的国际权力再分配效应下变得更加激烈。
　
无法阻断的全球化

第一，新冠疫情强加而来的全球停摆或IMF所说的“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式的逆全球化，会让全世界更多人深刻认识到逆全球化给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的负面冲击，从而否定其作为政策取向的合理性。人们会更倾向于在好的全球化和坏的全球化之间做选择，而不是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间做选择。

第二，尽管面临美国的压力，但中国不会被排斥在全球价值链或供应链之外。新冠疫情发生以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布是效率导向的。价值链上的某个环节，全世界哪里的成本最低，就延伸到哪里，就利用哪里的相关生产要素或资源。中美贸易摩擦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可能让全球价值链分布由效率导向转向安全导向。各国更强调“国家安全”优先，转而把所谓技术含量高或者与人民健康等基本福祉密切相关的环节保留在国内，或者从可能“威胁”其“国家安全”的国家转到其他更安全的国家。

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固然想把供应链搬回美国，或至少搬离中国，转到那些在传统安全上对自己存在高度依赖的国家。但对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可能才是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时的“安全岛”。中国率先以严厉举措控制住了疫情，率先开发了大数据支持的健康码保障复产复工，率先提出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日本确实提出了从经济刺激计划中拨出2200亿日元帮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迁回国的计划。但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正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出台这一政策时，时过境迁，中国已经成为保障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枢纽。随着全球复工复产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的重点将是，怎样实现现有供应链在中国“安全岛”上的备份。

第三，中国应加强和东亚、欧洲等地合作，共同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以及向便利化、弹性化、免疫化和智能化的全球供应链的升级。在欧洲等地并不存在支持特朗普政府“甩锅”中国的机制。实际上，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调查显示，新冠疫情背景下，德国人认为应该与美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比例，由2019年9月的50%下降至2020年5月的37%，认为应该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比例，则由24%上升至36%。这次疫情应对，让一些欧洲国家对美国和欧盟都产生失望感。

美国对欧洲国家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海盗式”拦截医疗物资的行为，让美国在欧洲的盟国体系及欧洲自身的治理结构都出现了松动。欧盟协调能力暴露出的缺陷，并不完全是欧盟的过错。因为地理上接近而暴发时间上没有错峰性，欧洲国家很难无视国内的灾难而超越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中国与欧洲地理位置相距遥远，在新冠肺炎疫情上错峰感染，并且都具有相对较强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能力。由中国与欧洲共同扮演开放空间的初始推动者，就像下围棋时有了两个“眼”，从而在全球抗疫复产和供应链升级的棋盘上走出了一局“活棋”。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合作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可以考虑将“清迈倡议”建设“10+3”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功能由货币救助向卫生防疫物资互助拓展。实际上，中方已经提出建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和设立中国－东盟防疫物资储备中心的建议。在全球层面，可以考虑构建“中欧+”卫生安全物资共同储备库，将中国、欧洲及“一带一路”各国的安全冗余通过协议联通起来，增强“中欧+”的卫生与健康救援能力，实现最大的救济规模效益。

总之，只要中国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以中国为重要枢纽的全球化就不会消亡。倡导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开放，人类才能依靠“坚定有力的综合性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为科学争取时间，从而体制性地、一劳永逸地战胜一切当前和未来的传染病毒，并将国际秩序的安全与繁荣推向新的高度。

（冯维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