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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立：社会治理体系亟需现代化

2020/05/07

Q：你认为疫情是否会成为常态，或者在这一轮过去之后再卷土重来？

刘远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未来的走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们都希望的情况，即随着防控措施的奏效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新冠肺炎像SARS一样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段出现拐点，最终消失。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冠肺炎病毒将长期存在、间歇性地出现局部流行。

国外不少学者认为，即使中国打赢了国内的阻击战，国际新冠肺炎流行病“反向传染”的风险依然存在。因此，我们需要做好从全面阻击战向局部机动战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复工复学之后还要做到常备不懈，及时发现传染源、及时切断传播途径。

Q：你把公共卫生比喻为交响乐队指挥，能够在不同时候协调不同乐手发挥作用。你认为公共卫生体系在武汉疫情中指挥、协调得怎么样？

刘远立：我认为不尽人意。这其中既有主动作为不够的问题，也有领导由于缺乏认识，没有充分发挥公共卫生专业作用的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特别强调要补公共卫生的短板。

Q：你对武汉疫情有什么反思？在有直报系统的前提下，为什么我们仍然未能避免悲剧？

刘远立：我跟国家疾控中心负责人核实过了，这次新冠肺炎的发现并非源自直报系统。实际上，“非典”以后国家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建立起来的法定传染病（包括“非典”疑似病例）网上直报系统，对这次疫情的监测预警几乎形同虚设。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反思疫情监测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反思面对新发传染病的诸多不确定性。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第一时间采取预防控制措施，而不必等待足够的实验室和临床证据？由于担心引起社会恐慌而隐瞒疫情或拖延披露，是不是会因此让群众不相信政府，从而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

诚然，每当一个新发传染病出现的时候，其病原体是什么、传播途径如何以及毒性和传播力有多大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只要决策者及时而坦诚地与公众沟通、交流，知道多少说多少，并根据以往的经验提醒各方在早期就采取必要的行动，防止出现最坏的局面，就会赢得大家信任，从而掌握疫情防控的主动权，容不得半点侥幸心理。讲科学就是最大的讲政治。

Q：未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该如何从事后补救转向前端预防？我们下一次要如何避免悲剧？与“非典”时期相比，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哪里进步了，哪里亟需改革？

刘远立：相对于17年前发生“非典”时，现在的技术检测手段和能力大大加强了。“非典”发生几个月后才找到病原体，这次仅仅用了7天，而且中国第一时间将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结果与国际同行分享，使得全球可以尽快开始研发疫苗和药物。

然而，“非典”的教训本应让决策者应对新发传染病时具备“与时间赛跑”的速度意识，及时采取防控措施。但遗憾的是，由于主要决策者缺乏警惕性、敏感性，将疫情控制在局部地区的“黄金窗口期”在武汉被白白错过了，甚至还发生了训诫李文亮医生这位早期“吹哨人”的闹剧和悲剧。今后要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凡事要讲科学，要实事求是，赏罚分明，让更多的人勇于发现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文过饰非、隐瞒真相。

Q：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把公共卫生建设像军队建设那样重视起来，她还建议将疾控部门的防疫应急职能纳入行政部门，让专业人员增加话语权，以改变目前外行指挥内行的局面。你怎么看？

刘远立：她提出要转变重治轻防的观念，大大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包括重视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使用、提高公共卫生人员的薪酬待遇，对疾控中心实行“一类公益单位保障，二类公益单位管理”。我十分赞赏她的意见，但我不认为强调什么东西就一定要把它独立出来、另立山头，继续把预防和医疗搞成“两张皮”。我会更强调防治融合。比如，我建议疾控中心今后应该聘任一批临床医生作为兼职。

Q：在此次疫情中，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健康企业也积极参与抗新冠新药研发、在线问诊、保障医疗防护物资供给、提供大数据和AI算法支持等工作中。未来，企业是否可以在应急反应、公共卫生体系中发挥更多作用？政府是否可以创新模式，为企业创造更大空间？

刘远立：全民健康，人人有责。除了大灾大难中所彰显出来的社会责任，企业可以在多方面发挥作用。很多问题要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而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企业。健康中国建设的五大战略之一是发展健康产业。只有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健康产业才能蓬勃发展起来。

Q：你曾提到，公共卫生是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以此做诊断，采取社会改良的工程加以控制（比如环境治理、改变人类行为等），最终改善人类健康。根据此次疫情，你会给当下的社会下一个什么样的诊断？

刘远立：此次疫情的确是一次“大考”，一方面在应急防控中显示出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社会浮躁问题（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野蛮式增长和炫耀型消费，以及面对疫情的过度恐慌），更反映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亟待现代化。

Q：你认为中国未来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公共卫生体系？

刘远立：对于未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我认为有两个关键点：

首先，强化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一是切实加强党对健康中国建设的领导，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的“中央健康中国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筹协调包括重大疫情应急防控在内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整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和“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的职能。依此，各级党委和政府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加强和落实党对健康中国建设的领导。

二是认真研究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大部制”。本着责任与权力相对等、权力与资源相匹配的原则，我建议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健康服务与保障委员会”或“国家健康服务与保障部”，将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医疗救助、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的行政管理职能加以整合，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做到目标统一、行动协调、工作高效。

其次，强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支撑保障。

一是抓紧修订完善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预案》，成立以快速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为主要职能的“公共卫生特种部队”，加强演练，真正做到出现疫情时“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二是在各级政府设立“首席公共卫生官”，负责组织编写、定期发布基于对辖区内人群健康及其危险因素动态监测的“XX市/县健康白皮书”，负责组织对重大项目的健康影响评估，负责制订“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落地措施，列席政府常务办公会，成为健康相关问题的权威新闻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