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中国企业家不应缺席全球卫生治理

2020/05/07

Q：人类早就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应对跨国流行病和新发传染病，因此建立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推动全球合作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但是，这次全球卫生体系显然没能阻止疫情失控。

陈文（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我认为，全球卫生治理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各方参与，不仅是各国政府部门和公立机构，还有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都应该参与。第二是达成共识，就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以及应采取的措施，各方应尽快形成一致；如果没有共识，就会各做各的。第三是协同行动。各国对这次疫情的认识、态度以及所采取的防控措施差别很大，没有贯彻一致的原则和行动策略。在H1N1、埃博拉等疫情中，也曾多次反映出全球卫生治理的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在“后疫情时代”要一起研讨和反思。

Q：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需要反思什么，下一步要如何改进？

陈文：第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来发挥协调、领导和技术支持的作用。我们原来一直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有专家分析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它的功能和作用弱化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单纯依靠一个组织，而是需要更多组织。我说的组织是宽泛概念，不仅是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也可以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而且它们的作用是多维的，可以是技术支持，可以是前瞻性研究，也可以是持续致力于特定疾病防控。

第二，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充分认识到，尽管各国医疗卫生体系在逐步提升能力，但面对新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每个国家都很脆弱。我们要持续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包括持续的资源投入、持续的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开展长期研究，进行必要的物资储备并建立调配使用机制。同时，每个国家都要完善信息发布和共享方式。有关疫情信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范围内、以什么方式、发布什么信息，也要进一步探讨。

Q：在这次抗疫中，一些国家没有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建议和规范，还有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将疫情政治化。在应对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主权国家是否应该受到更多约束？

陈文：联合国有一些相关准则，就目前格局看，能行使的权力主要在国家层面。全球卫生治理不过是通过让大家达成共识来推动协同行动，但最终一个国家有没有去做，很难受到约束。因为每个国家所关注的议题、所处的环境与形势都有差别，尤其在疫情早期，对病毒的认识缺乏科学依据时，更容易产生分歧，导致各国采取不同策略。随着科学证据越来越丰富，我想理性的政治家或者是国家，一定会采取最有力的应对措施。

Q：这次疫情对全球卫生治理格局会有什么影响？

陈文：从技术力量、研究能力来说，美国仍居于全球首位，美国也是人才集聚的高地。从国家层面而言，美国政府不作为甚至拖后腿的方式，可能意味着其在全球卫生治理格局中的影响力会弱化。但是美国的专家、企业、非政府组织在这次疫情中是很活跃的，发挥了不少作用。

中国作为疫情首发国家，对疫情防控的经验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支持，使得中国在传染病防控和全球卫生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增大。当然，话语权是要有综合实力支撑的，要有科学研究支持。这也对中国科研和学术机构的研究能力、制定预案的能力以及前瞻性预测预警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Q：私人部门对全球卫生治理的影响力日渐凸显。比如在WHO体系里，盖茨基金会是捐赠最多的基金会之一，可以对全球卫生治理产生直接影响。这种被称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治理模式，是否可以打破原有壁垒，有效促进国际合作？

陈文：公私合作的模式确实有利于开展很多国际事务，真正解决一些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在传染病防控领域。在全球治理中，需要私营部门充分参与，与公立部门协作，才能真正有利于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私营部门正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多的治理作用。一些著名基金会就是由企业家或大公司建立的。它们专注公益性全球事务，比如持续支持疟疾、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病防治。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成员都是中国各行业的大企业家。他们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完全可以、也应该参与到全球卫生治理或其它领域的全球治理中去。不论是中国自己的事务，还是全球事务，治理是一个重要的瓶颈。如果不能把这个问题理顺了，很多技术性工作就没办法实施，或者说达不到应有效果。

在全球治理上，中国企业正在起步。新冠疫情全球暴发初期，中国企业及时对外援助物资，这很重要，而且短期内非常见效。但从长远来说，对受援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信息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建设，比直接提供资金和物资更为重要。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治理应更具战略性。

企业参与公益性全球事务，反过来也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全球营商环境。如果企业家能有这个战略意识，真正投入并推动公私合作，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这也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Q：你长期研究卫生经济学，从这个交叉学科的视角看，中国应该如何完善公共卫生治理？

陈文：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我们首先关注疫情发展及其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损失。其次，我们也会重新审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寻求更好的方式避免或更有效应对类似疫情发生。疫情给社会、经济、健康造成的直接损失以及防控所投入的资源，是非常高昂的。如果我们能建立起有效的预防体系避免或早期控制住类似疫情暴发，效率是最高的，成本效果是最好的。

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公共卫生治理，今后如何改革，需要深入研究，进一步分析和研判。我觉得现在提政策建议为时尚早。

Q：不少学者提出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黄奇帆还提出应该花两三千亿弥补短板。你怎么看？

陈文：钱和资源当然很重要，但是怎么把它们转变成真正的能力提升更重要。经验告诉我们，花了钱并不见得就可以提升能力。我们真正要考量的，是中国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样方式避免类似新型传染病发生，并且还能在其它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上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现在的公共卫生体系弱吗？我觉得还是很强有力的。新冠疫情这样一个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而且又是新型传染病，是需要整个社会体系来应对的。我一直强调的防控措施，比如居家隔离、社区消毒、体温检测、防疫宣传等都要由基层组织落实实施，光靠公共卫生体系完成不了。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疫情发生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很多问题，需要在疫情后进行总结与反思，针对性地进行改革。改革成本与能力建设当然也离不开必要的资金投入。

Q：对于中国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公共卫生体系，你接下来会进行什么研究？

陈文：我们准备研究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如何协同融合的问题。体系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很大的挑战，也是中国迫切需要回答的政策命题。

事实上，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是相互割裂的。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机制，使这两个体系能够有效协同、无缝衔接。改革公共卫生体系并不意味着推倒重来，我们寄希望于进一步完善现有体系，加强不同体系间的融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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