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不能与国际脱钩

2019/09/30
谢祖墀：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在面临全球化的新局面，以前谈到全球化，更多是一种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局面，现在看来有很大改变。当下，我们与国际的关系如何？是开放、合作还是其它？中国企业如何进行自主创新？首先有请宋志平董事长谈一谈国企的自主创新，以及国企与民企甚至外企的合作可能性。

宋志平：国际化和技术创新之间也是有联系的。一方面，中国建材输出了不少技术，不仅给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些跨国公司目前也在使用中国建材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说，在建材领域里，我们不输给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更加开放。比如，在国际的总承包项目中，中国建材也是全球采购，包括采购德国公司、美国公司、日本公司的东西，这样就可以提高产品的性价比。所以，我们不能把门关起来，比如想要搞两个体系（美国一个体系、中国一个体系）是不可取的。从中国建材的实践看，我们也必须进一步地开放，在国际化里主张联合开发第三方，互相给彼此机会，这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

这段时间我出国比较多，去了美国、以色列、日本还有欧洲。大家可能会问，现在中美贸易摩擦，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这么严重，宋总怎么跑得更加勤快了呢？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个时刻我们不能糊涂，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还是要在国际融合的视角上进行技术要素的组织。

中美贸易摩擦是个坏事情，也是一个好事情。为什么？因为它在背后猛击了我们一掌，加快了我们自主创新的进程，像中国建材就加大了国际一流实验室的建设。过去我们做工厂比较多，研发这部分做得比较少。现在我们重新布局，加大研发力度，建立了三所很大的新材料实验室，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实验室。过去没有做是因为觉得技术来源比较容易，现在这个来源不容易了。

我们一方面还是希望在国际上有一些来源，另一方面真的要加快自主创新。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的我们不是最初的我们，搞自主创新也好、集成创新也好，我们已经有一定条件了。只是过去我们把更多的钱用于规模、发展速度等方面，今天要把更多的钱用于研发和自主创新，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转型。  

谢祖墀：谢谢宋董事长。现在，大家意识到缺乏核心科技是中国科技公司的最大挑战，最近的芯片问题也让大家对自主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疑问。请问李东生董事长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李东生：TCL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在这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已经预见到，这些事情迟早要发生。我认为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不单是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现在，产成品的国际贸易在TCL的占比已经非常低。2018年，TCL的产品销售中有58%是在海外市场实现的，其中大部分的产品是在当地的工厂生产、在当地销售、在当地服务。美国市场原本是最开放的，我们不需要在当地或者附近建造工厂，因为关税确实很低。但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对中国的贸易打击动作很多，我们就扩大了在墨西哥的工厂，用那里的产品去支持美国市场。简单讲，就是全球产业链布局能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壁垒，之前我们和很多中国企业一样，面对很多技术专利的挑战。我们每年在海外应对技术专利的诉讼费用大概有3000—4000万美元。面对这样的情况，一是利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应对一些不合理的、过度的专利攻击，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发更多核心技术。2018年我们研发的投入是50多亿，超过当年的利润。2019年上半年也是，研发投入和同期利润差不多。为什么投入那么大？就是要在全球经营当中达到一个技术的标准和水平，这样才有能力走出去。否则，欧美市场一旦有技术争端，你不能扛住的话，他们就会马上封住你的产品和渠道。因此，提升技术能力是提升产品力、竞争力的基础。有这两个基础，我们就有底气在全球市场做得更好。

谢祖墀：这两点也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借鉴，面对全球化的新局面，的确要投入很多资源。田源主席，十年前您选择了生物科技作为主要投资的领域，也投资了一些美国的企业，请问美国的法律特别是在出口管制方面，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您对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田源：我今天分享的是我在美国投资的一家生产质子刀设备的高科技公司的经验。

这家公司是在2004年创办的。当时有一批科学家就在想如何把原来很大的设备做得很小，同时做到效率很高、成本很低。过去14年，这家公司花了5亿美元做研发和运营，2012年实现了最初的设计，并通过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我们国家现在大概有8家鼎鼎有名的科研机构也在研究同样的设备，但是我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它们还在研究上一代的设备。

这让我感觉到，有一些科技别的国家已经走在很前面，我们国家在后面跟着，中间有5-10年的差距，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地投资，这是很不划算的。我发现美国公司管理运营的几个特点：第一，它们和斯坦福、伯克利、麻省理工等名校和著名实验室有密切联系，能掌握到最新的东西；第二，它们都站在科学和技术的前沿，越细的层面、越技术的层面、越是大家不熟悉的层面，我们与他们的差距越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一定要开放，不能离开国际先进国家的学术机构、科研机构和先进公司，也要高度关注专利的发展。像我们公司的质子刀设备，大概有250项专利，形成了专利保护。即使你觉得我的设备做得好，也没有办法仿制，我们在中国、美国、欧洲等很多地方都注册了专利。

谢祖墀：谢谢田源主席。陈黎明董事长，从外企的角度，您认为中国自主创新要如何去做，如何克服挑战？外企在中国的自主创新中扮演什么角色？ 

陈黎明：讲起外资公司在中国的创新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想引用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去年的一个讲话。他提到一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不到3%，但提供了1/10的城镇就业、贡献了1/5的税收收入、1/4的工业总产值、近1/2的进出口。

面对今天的挑战，外资公司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柳传志董事长提到美国逼中国科技脱钩是痴心妄想，但是我的确看到有一些学者在说科技脱钩，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产业上交织在一起，技术也是交织在一起，是不可能脱钩的。改革开放的初心不是为了向自己看齐，也不是向当时的苏联看齐，更不是向朝鲜看齐，而是向发达国家看齐。我觉得改革与开放一定要成为我们发展的主旋律。前段时间我写过一篇文章，呼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上的争端，在中美两国都发表了。IBM坚持认为开放与合作应当成为我们发展的主旋律。

我简单分享一下IBM是如何做创新的。作为一家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老牌企业，IBM依然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新能力，仅2018年的专利就有9088项，比排在它后面的三家美国IT公司的专利数总和还多1000多项。这是公开发表的数字。为什么IBM能保持这么高的专利数量？IBM创新有一个特点：科学家的研发投入，公司只占30%，剩下70%的费用要到外面去找。这就带来三条经验：第一是要开放，要寻求与别人合作，寻求资金链来源；第二是要贴近市场，如果你的技术不能贴近市场，不能迅速地产业化，就没有人愿意给你投钱；第三要耐得住寂寞，做一些最前沿的研究，国内很多企业家应当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基础科学，一些重大科技就很难有突破，应用上的突破也就捉襟见肘，就会去依赖别人。所以，自主创新绝对不应当是自己创新。

谢祖墀：谢谢陈总。对于外企能够在中国的自主创新中扮演什么角色，余锋总裁有什么观点？

余锋：我们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抱有欢迎、支持、参与的心态。我可以举几个例子。1993年我们就和中石化在天津建立了第一家合资公司。随后，我们和中石化及其它央企、国企建立了很多合资公司。这些合资公司不仅仅是制造和销售产品，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研发功能。此外，我们也参与中国重要的创新项目，比如C919大飞机。这是中国极为重要的自主创新项目，霍尼韦尔10多年前就积极参与。我们不只是喊口号，而是派了几百个研发人员支持这个项目。

关于美资企业的创新，我介绍两个经验。第一个经验，10多年前我们就派技术人员研究制冷剂，投资了好几亿美元，尽管那时候没有任何一张订单。现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汽车上使用的制冷剂，一半以上都是霍尼韦尔的。我们看准的东西，就会持续不断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

第二个经验，我们尽管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但大部分员工都是研发人员，有18000个，其中一半是软件工程师。为什么400亿美金的销售收入能够实现将近1200亿的市值？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一定的研发投入，创新的效益比较好。今年二季度的季报显示，我们在全球的销售利润超过20%。创新需要钱、需要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叫创新的投入产出比。

谢祖墀：谢谢余总。霍尼韦尔公司是最早提出“东方服务于东方”“东方服务于世界”口号的外企，你们很早就看到中国和东方的重要性，把很多研发力量从美国或者西方带过来，很有预见。接下来请几位嘉宾再做一些观点补充。

李东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所有技术都自己做。其实技术和商品一样，是可以交换的。你可以买技术、买专利，用钱获得专利授权。但是美国对于中国企业的技术封锁破坏了这个规则，对我们的技术发展构成扼杀。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破坏性的东西是不是可持续，如果它可持续，那么中国就没有选择，我们在核心技术领域必须自主创新，关键的技术不能依靠于别人。从经济上来讲，这不是最有效率的，这是被逼出来的。

宋志平：我也觉得美国人违反了逻辑。技术不是黄金，把它藏起来就行。技术是商品，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如果今天不卖，等到新技术研发出来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在过去的国际分工中，高科技一直是西方的赚钱工具，中国主要是做中低端的东西。如果美国把技术封锁起来，逼迫我们迈向中高端，我们就要搞技术，打破过去的分工。我觉得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讲，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过去几年我到欧洲收购了一些遇到困难的高科技公司，收购过程中也遇到了审查，就是要不要卖给中国。这些高科技公司如果一点科技也没有，我不会买；但如果你特别厉害，为什么会活不下去？最后，我买了三家公司，现在都运营得非常好。

我觉得科技也是如此。技术是商品，它符合商品的一般性特征。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美国的技术、欧洲的技术藏起来不卖给我们，我觉得不符合逻辑。我们也不用做脱钩的打算，它们的科技公司就是靠卖技术生存，不卖技术凭什么生存？

田源：技术是有周期的，任何一项技术研发成功以后就面临商业化的问题。如果不能快速商业化，这个技术是会过时的，这也很恐怖。我们的设备投资5亿美金，如果过时的话损失非常大。技术国际化和投资国际化是长期趋势，对各方面都有好处，现在的政策限制我觉得是暂时的。

谢祖墀：中国的市场力量还是很大的，只要技术开放，继续发展市场，机会还是在我们手里。

陈黎明：技术交流、技术合作是必然的，由于人的交流、技术的扩散，才使得人类发展这么迅速。其实技术扩散的速度是在加速当中。我们在一些领域领先了，也在另外一些领域不及别人。美国也一样，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永远领先，也不可能一直跟其它社会没有任何交流。我们不要为阶段性的困难所困惑，技术交流、技术合作是大趋势。
余锋：不管是人力、资金，还是应用场景，中国都有巨大的优势。我鼓励企业家积极地从事自主创新，外资企业也会积极参与，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一起成长，共同创新，为美好的未来作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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