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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在微观层面，遭遇了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三座大山”；在宏观层面，则遭遇了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俗话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大势者，不足以谋一时”。下面，结合个人经历和观察，谈谈对宏观形势的看法，希望有助于企业家朋友坚定信心、迎接挑战。

经济再平衡：攘外必先安内

去年十月，我应邀去境外路演。当时，有位投资者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不久前，有家中国著名经济智库举办了周年纪念活动，会议主题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会上，大家发言非常踊跃，观点也非常犀利。其中，与会者包括不少官员，对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表达了担忧，并对改革停滞不前提出了批评。外界认为，这表明在中美贸易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民间和政府都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他问我如何评价此事？

我先是确认自己作为论坛成员参加了活动，与会者也确实就国内经济热点问题发表了观点和看法；然后解释说，由于历史原因，论坛成员大都在政府部门身居高位或者曾经身居高位，还有不少人现在是或者曾经是政府智囊。所以，他们既熟悉理论，也熟悉政策，发言切中时弊，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但这并不代表与会者态度或立场悲观，因为大家是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严肃、坦诚的讨论是一种进步，有助于提高中国公共决策的质量。况且，中国人常说，“发现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

接着，我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长期存在忧患意识，对于经济问题从不讳病忌医。比如早在十多年前，中国政府就提出中国经济存在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四不”问题，并从自身找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相比之下，美国自己经济有了问题，美国政府却通常诿过他人。结果是，中国政府通过坚持不懈地“调结构、扩内需、减顺差、促平衡”，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大幅回落，对外经济恢复再平衡。而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以公平贸易、自由贸易、国家安全等名义，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纷争不断，其贸易失衡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两国政府处理经济失衡问题的能力高下立判。

那么，再回到中美贸易摩擦。这无疑是目前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发生的一个最大变化，也是中国企业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但中美两国均属于大型开放经济体，是不同程度的价格决定者而非简单的接受者。贸易纠纷属于外部冲击，而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不从恢复经济对内均衡入手，制造贸易摩擦，于美方改善贸易失衡只是缘木求鱼。于中国而言，应对这类外部冲击的根本出路，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必须有这种定力和自信。

消除脆弱性：结构调整为王

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解决途径可以寻找答案。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发达国家采取了财政货币刺激的手段，迅速实现了经济和金融稳定，避免了重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但是，诱发本轮危机的影子银行、过度负债、分配不公、资产泡沫等问题愈演愈烈。危机十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被称之为新平庸，甚至有人认为全球根本就没有走出上一次的危机。未来几年全球有可能进入危机救助政策的总清算，一是清算世界经济复苏能否持续，二是清算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能否成功。在一年半前，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女士还表示其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下一场危机，但最近她却开始担忧金融危机可能再次发生。

相反，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危机国家均进行了痛苦的结构调整，包括整顿财政纪律、紧缩货币政策、扩大汇率弹性（马来西亚引入联汇制并加强资本管制，拒绝了外部救助）、增加外汇储备、关闭破产机构、严格对外举债等。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导的基于拉美经验的经济稳定和救助计划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被认为是生搬硬套、小题大做，是对曾经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亚洲新兴市场落井下石。但在经历阵痛后，2001年起亚洲地区基本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特别是2008年危机发生后，在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出和退出引发的资本大进大出、货币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中，相关国家经济显示了较强的韧性。现在，人们又重新反思当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结构调整政策的必要性、合理性。

实际上，前述两种危机救助模式各有优劣，并无明显的高下之分。只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偏好：有人偏好市场出清、线下修复；有人偏好政府干预、在线修复。关键是，无论采取哪种模式，惟有能够消除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才是成功的救赎。否则，就是白白浪费了危机。总结经验教训，2016年9月，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提出了统筹兼顾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政策，“三箭齐发”，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基础的新倡议。显然，面对将来全球经济可能面临的总清算，哪个国家结构调整能够先行到位，哪个国家经济就更加有希望。

中国政府早在“九五”期间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从出口、制造业驱动转向消费、服务业驱动，经济内外发展更加协调，现在开始尝到甜头。比如，2015和2016年中国外贸出口出现负增长，却没有再像2008和2009年那样，给国内就业造成过大压力。因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已初见成效，2008至2017年间，中国第一产业减少就业9800万，第二产业仅增加了1600万，第三产业增加就业1.05亿。

当然，结构性政策大都是慢变量，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远未大功告成，仍然有大量的具体工作需要做，还要历经多次的脱胎换骨甚至凤凰涅。这对于市场主体的适应能力和政府部门的政策定力都是巨大的考验。而这就是中国企业经营必须面对的大环境。

决胜于未来：保持战略定力

2018年，美国经济表现可谓一枝独秀。然而，随着税改的刺激作用减退，市场普遍预期美国经济增长在2019年也将下滑，到2020年甚至终结本轮经济扩张周期。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在美国经济协会年会间隙发出警告说，主要国家领导人没有准备好应对全球经济严重放缓的后果，尤其是各国政府将发现很难使用财政或货币措施来应对下一次衰退。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近日更是向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直言一场全球经济衰退或许正在酝酿。有鉴于此，占优策略是趁着晴天修屋顶，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直承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指出问题，并不代表政府悲观绝望、方寸大乱。相反，中国政府继续强调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显然，面对内外部挑战，这次中国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拒绝“大水漫灌”，而是坚持向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要动力。

认清形势、与时俱进，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我们的企业必须摒弃对“大放水”、“大刺激”的过高期待，摒弃赚快钱、赚容易钱的旧思路。认真领会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具体政策内涵，在政府营造的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发挥好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做强自己，才能够顺利渡过各种内外部冲击。同时，中国才有可能在下一次全球危机时乘势而上，综合国力再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