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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的情况看，中小企业不仅占企业总数大部，是各国就业的主要雇主，同时也是社会生活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甚至是创新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一国经济活力的表现，从而备受重视。许多国家都有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安排，甚至有专门的机构。

就中国而言，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四十年前，囿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企业的基本形式是国有国营，遍布所有的经济领域，并且不分大小，连澡堂、理发等也是国有国营或准国有国营。改革开放，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中小企业大部分民营化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代表，一大批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形成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潮，成为中国中小企业的主体存在形式，标志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从而，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也就成为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

一般而论，中小企业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因此也有其特殊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融资难，融资贵。这是与中小企业的基本特点相关的。融资，尤其是债务融资，从金融角度观察是与陌生人做生意。所谓陌生人是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从而不会有信用产生。唯一的可资利用的信用就是资产。资产质押成为放款的基本，甚至唯一的条件，在以商业银行业务占主体的间接融资结构中尤为如此。而所谓中小企业，不仅在于其规模小，更重要的是其资本少，可提供的资产质押物少，从而信用不足，负债难度由此升高，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这也是社会对商业银行业务嫌贫爱富的诟病的基本原因。

在中国，除上述基本原因外，尚有中国国情的特殊原因。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是其本质特征，负债成为企业发展的基本选择，加之正规金融机构不发达，非正规融资成为重要补充，甚至主渠道。其结果，表现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是负债率高企，并且资金成本很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起点是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长期运行的后果之一就是对民营经济的系统性歧视。尽管在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歧视有减弱的趋向，但至今偏差仍在。反映在民营企业融资上，就是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更难，而转向非正规融资渠道的结果就是影子银行业务的盛行，不仅成本高而且风险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现象在中国仍深刻存在，金融深化仍在路上。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构成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四十年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已有长足的进步，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尽管存在，但也在缓解之中。然而，2018年，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然变成全社会的焦点问题，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并产生了普遍性的焦虑。出现这种现象是与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高度相关的。

长期以来，一如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国也逐步形成了出口导向性经济模式，尤以沿海地区为典型。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两头在外”，即市场和原材料在外，仅加工环节在中国境内。大多数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都镶嵌在这个模式中，或以“三来一补”形式直接出口，或附着于出口导向型产业链条上，进行配套式的间接出口。反映在企业的资金安排上，出口不仅是收入的来源，也是现金流主要甚至唯一的组成部分。如果出口形势好，收入高，企业倾向于扩大规模，并进行融资，而现金流充沛也使企业有付息能力，金融机构也乐意贷款。这时，民营企业的融资决策是只要出口收入能覆盖成本，融资成本高一些也可忍受，其融资行为是扩张性的，杠杆处于升高状态。企业关心的问题不是融资贵，而是融资难。何处融资，怎样融资才是关键。当出口形势不好，收入降低，不仅企业无意愿也无力扩大负债投资，同时由于出口产生的内部现金流开始短拙，使以累积起来杠杆也难以通过付息而维持。此时融资就成为获取外部现金流以争取生存机会的努力。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贵都变成要命的问题。当前民营企业的资金问题正是出口下行期所产生的，但与以往相比，局面更为复杂。

2018年，世界经济走到全球化还是去全球化的十字路口，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为前哨战的战略冲突展现在世人面前，以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相互冲撞，影响是广泛且深刻的。对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而言，美国不仅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而且是贸易顺差的主要形成地。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8%来自美国。相应地，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66%来自中国。中美贸易摩擦首先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预期。当对美出口减少并且在预期不断变差的情况下，那些尚能出口、财务状况尚可的企业不仅通过扩大投资以扩大出口的动力下降，负债意愿减弱。更为突出的是，那些出口已受到实际影响的企业，现金流开始紧张，为维持生存必须借钱付息。由此，造成2018年中国货币金融的特殊情形。一方面，央行不断地提供流动性并扩大规模，短端利率在持续走低，但货币政策似乎传导受阻，远端利率几乎不下行，市场收益曲线变得陡直化了，融资贵不仅存在，而且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尽管以短端利率下行为标志的市场流动性充足并未使渴求流动性以付息维持杠杆的中小企业广泛受益，融资难不仅凸显，而且需要紧迫解决。

这种情形说明，因出口受阻带来的收入，尤其是现金流困难已客观上产生了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的被动去杠杆。如果去杠杆螺旋加速，将会加大金融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救助民营企业，缓解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是在稳定金融，是防范出现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由此，可以理解并合理的预测2019年及未来一段时期的货币金融政策：

首先，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偏松的方向上配合使用，并以缓解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为重心。在财政政策方面，不仅努力消除对民营企业歧视性待遇，而且各地政府都先后建立了纾困基金，以解民营企业燃眉之急；在货币政策方面，除在降准降息方面继续进行并维持有利民营企业的差别化待遇外，尚可放宽民营企业进入债券市场的发行条件，如创设民营中小企业专项债等。

其次，在金融监管上，鼓励商业银行向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放款，并有“一二五”的要求：即在新增的公司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减少民营融资附加费用。

第三，在金融改革上，微观方面，商业银行开始把业绩考核与支持民营经济相挂钩，优化尽责负责和容错纠错机制；在宏观方面，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充分调动信贷、债券、股权、理财、信托、保险等各类金融资源，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上述政策显然会缓解当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从长期看，要彻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境还有赖于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仅要常抓不懈，更重要的是形成机制依托和法制保障，其中产权保护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加快结构转变，尤其是扩大内需，重点是扩大消费，核心是扩大居民收入。而最重要的举措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例如，农民工市民化，国有资产社保化等。以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形成不断扩展的内需市场，为民营企业提供市场容量。

第三，调整金融结构，使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方向尽快转变，其中发展包括PE、UC在内的多层次股权市场至关重要。因为从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因资本不足而难以负债是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发展资本市场以补充资本是各国支持中小企业的核心政策之一。

第四，发展普惠金融。以能力建设为中心的普惠金融是为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和穷人债务融资的发展方向。这需要商业银行业务组织构架调整，包容性微型金融技术创新，更需要鼓励“草根金融”的发展，建立并完善以民营为主或面向民营的新型小微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