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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有所改变时，只要你下点力气，就可以做到很多。

1978到1979的那一年，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年。我家在1969年到1978年间被下放到苏北农村，1978年8月回到南京。虽然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农村的教育质量跟城市的教育质量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1978年8月，我在南京的一所中学读了一年，那一年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学到的东西可能是比任何其它时间学到的东西都多。

我和太太也是在读中学那一年认识的，所以，从家庭角度讲，那一年也是很重要的。

从数学到经济学

1979年，我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在安徽合肥。那时候科技大学可能是全国唯一一所把教师派到各地去招生的学校。高考成绩出来以后，科技大学的老师就到我家找我。这也是一个小花絮。高考完放松一下，我就去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就看到屏幕边上有一行字，写着“白重恩，你家人在找你，赶快出去”。出来以后，家人就告诉我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来了，要招你。我觉得受宠若惊。回去以后，那个老师就劝我报数学系。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我数学考的分数高一些，而且父母也劝我去数学系。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受过数学训练，在思考问题时会更加严谨。

那一年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对科学空前的重视，对科学家、特别是对数学家有非常广泛的宣传。那时，家喻户晓的数学家就是陈景润、杨乐和张广厚。我当时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个有贡献的数学家，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数学教授。

大学毕业后，我读了数学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在数学所期间，了解到有出国深造的机会。如果想做科学研究，出国深造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决定申请出国。很幸运地，数学研究所安排我与很有名的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面谈。因为邱先生的鼓励，我申请了去美国读数学博士，很顺利地被邱先生所在学校的数学系录取了。

当时，不管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都特别关心国家的发展。那时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怎么让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强大，怎么进行经济改革。我在数学研究所期间，经常读一些数学以外的书，也了解一些其它的情况。那时候我就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希望学了经济学，能够更深入系统地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经济改革中，能够有所贡献。所以，在去美国读数学之前，我就已经希望能够学习经济学。

到了美国以后，我向邱先生提出，以后想改学经济学。邱先生不但没有生气，还一边鼓励我，一边帮我安排去读数理统计，因为数理统计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更多一些。他把我介绍给了当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系里做数理统计的教授。我用三年时间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然后就去读了经济学。

1994年税改：建章立制的税改

1994年的改革，一方面理顺了税制。在这之后企业主要面临的税种就是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像增值税，它就是一个很先进的税收种类。因为它有抵扣，避税变得比较困难，我们就能更有效地把税给征收上来，也减少了很多避税带来的损失。这是我认为，那时最重要的一个税收方面的改变。

另外就是中央的税收占比增加了，使得中央调控的能力加强。如果中央没有财力，在面对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时，就没有办法对落后地区进行支持。所以，1994年的税改改善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关系，增强了中央的调控能力。

如果讲中国税收的改变，影响力最大的就是1994年的税改。之后的每一年都在不断改善。比如企业所得税，原来是外资和内资企业应用不同的税率，后来两税合并，把外资和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统一了。还包括取消农业税、增值税转型、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这些都是在不断地完善税制。而1994年的税改是彻底地把一个很低效的、带来很多问题的税制取消了，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税制体系。现在跟1994年之后新的体系来比，只是边际上做了一些完善，而1994年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革命性的改变。

可能普通老百姓不会直接感受到这种改变的意义，但是它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比如，1994年税改之前，我们对不同的产品都有实行不同的税率。那个时候就很难让市场来决定价格，因为税率实在是太乱了。1994年的税改是价格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我们会觉得，现在价格基本上由市场来决定了，这是税改所产生的一个间接影响。

迫切需解决的是观念问题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如果还是老的观念，被老的观念束缚，就不可能去想那些改革的事。那么在解放思想里面，哪个方面很重要呢？改革初期全国就是当时进行了一场辩论，其中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改革初期，它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它重要呢？因为我们要改革，就要有一个判断：什么要改、什么不改、怎么改。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你现在做的这件事，在实践中阻碍了经济的增长，阻碍了社会福利的改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改掉。如果改革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那我们就要坚持改。

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改革来说，我觉得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它给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告诉我们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要改的话怎么改。这是我认为，我们改革开放中最关键的地方。我们现在仍然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帮助我们找到更加正确的改革方法。其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观念。我们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这样的标准？

方法论上仍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判别标准在不断地变。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有一些判别标准在变，但最终还是要看这个事在实践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父亲当时攒了很多粮票没用上

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事就是取消粮票。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因为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所以就觉得粮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到后来取消了粮票，他才觉得很后悔，因为攒了好多粮票，都没有用。

取消粮票这件事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当时还有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之分，大部分是地方粮票。你拿着地方粮票到另外一个地方买不到食品，因为没有当地的粮票。这对人员流动的限制非常大，尤其是农村人口。因为农村是自己种粮食，没有粮票，农民进城就买不到吃的。所以，取消粮票不仅在传统意义上的把价格放开了，而且使人们对于生产粮食有了更大、更强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使人口流动更加自由了，这不仅仅对经济，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