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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接近尾声，北京乍暖还寒。虽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文革遗留下来的极左思潮仍然远未肃清，国民经济在低谷徘徊，工厂中绝对平均主义盛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方针，邓小平的复出仍然困难重重。如何打破人们思想中的坚冰，在全社会形成实事求是的理论氛围成为当时一项历史性的任务。

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远，找来我、冯兰瑞和周叔莲，日夜在办公室秘筹划研讨一件大事。我们要在经济理论界发起一场“突击战”——召开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会。

六次按劳分配会议

1977到1978年，一共开了六次讨论会，有四次是在1977年。按劳分配在今天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但是他们弄的那一套政策，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1977年2月，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过去毛主席提出的政策，都必须坚持；凡是他反对的东西，要坚决反对”。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都不能反对，还要继续。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四人帮粉碎以后应该做出大的改变，才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可是又有“两个凡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有志之士就在按劳分配讨论会上寻找突破口，希望能够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上有了突破，改革才有可能。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全国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潮流，即要求突破“左”的那一套。它首先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恢复了工资制度，而且有些情况下可以搞计件工资。1978年初的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农村的分配问题。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它的方向是承包，但是一定要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经过讨论后，大家都认为用承包制的方法是比较好的，这也是农民比较喜欢的一种分配形式。

经济理念被干校经历动摇

1954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时在火车上，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一路高歌猛进，认为中国很快就要像当年的苏联了。我一九八几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经济观》。文中讲到，当时的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是当我到了经济研究所做企业财务研究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其中有很大的问题。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准备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从下到上都在总结经验。我们主要在东北、济南、上海做调研，发现企业的状态相当不好。企业的经理人员对苏联的管理体制非常有意见。

后来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文革”。我在那时下了干校。我是一个在城市里富裕阶层家庭长大的孩子，对农村知道得很少。我们的干校是在大饥荒时，死人最多的地方——河南信阳专区。十室九空，一部分人饿死了，一部分人逃荒了。“文革”对于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冲击，也动摇了我曾经树立的理念。干校的一位朋友对我说，要在整个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中，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更本质的层面去观察。所以，对于过去出现的问题，我们的想法就是要离开这一条道路。

但是要往哪里走呢？它显得很模糊。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可能的出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在保持国有制、保持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不要用指令性计划，而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模拟市场，按照供求制定一个价格，就相当于市场价格。另外，让国有企业都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按照市场状况决定自己的品种、规格等等，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所以，80年代基本上是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运用市场来改善计划经济的运作，改善国有企业的运作。

经济学不分西方东方

文革后，我决定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1983年1月我去了耶鲁大学。在那里我重新学习了经济学，学习了经济学原理。掌握了经济学原理，我才知道市场是怎么回事。经过这一年半的学习，我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以及运用经济学手段分析问题的能力。我能够站在现代经济学的高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那么回国以后，我就能再度投入到改革的实务中，就能够立足于中国。运用别人已经开发了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来分析自己，可以对中国的问题认识得比较真切，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也比较容易有效。

一代一代的经济学家，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就像接力赛一样，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经济学家，他们所受的经济学训练比我们要好得多。现在应该是他们发挥主要力量的时候。

薛暮桥：最杰出的老一辈经济学家

老一辈经济学家中，我所接触到的最杰出的就是薛暮桥。他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提炼出了整套的经济思想。除了他之外，孙冶方、于光远还有一些其他人，在20世纪80年代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到20世纪90年代，薛暮桥仍然在发挥作用。在1990年的一次中央常委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分为两派，讨论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他坚决主张市场取向。在辩论的时候，他已经说不清话了，回去以后用很长时间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中央常委。

薛暮桥在新四军的时候是管财经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调到了华北。他有很多经济思想是在当时摸索出来的。在困难时期以后，他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所以他对于计划经济的问题，掌握得比较好。但是，他也经历过曲折。比如，虽然他是三大改造的主要参谋和执行者，但后来也认为三大改造有问题，急于求成。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于宏观经济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要保持经济的平衡，不要做太多大的改变，要保持计划为主；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增长，同时要大力地推进改革。薛暮桥很特别。他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不要搞乱发票子上，是支持第一派的；但是在改革问题上，他是支持第二派的。所以，他不是完全唯上的。

结语

虽然大家都承认中国发展得很好，但好像没有人承认中国在经济理论上有什么贡献。这不符合事实，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总结。

现在出现了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的经济学家，获得“2016中国经济学奖”的许成钢和钱颖一，他们的一些观点是国际上承认的，是经济学上的创造。在颁奖礼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马斯金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都对他们的经济学贡献做出了相当高的评价。但这些东西国内好像不太知道。再比如蔡教授，他对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增长模式问题的分析，在我看来绝对具有国际水平。但是好像没有人去总结。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不要发明什么新的东西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条条落实。至于后来提的一些口号，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只是改革的延续，因为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改革。按什么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