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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在北京育英中学上初中。改革开放不但让我搭上了高考的列车，还坐了一辆“快车”。初中毕业之后，我就进入了北京外语学院六年一贯制的特殊班。1986年，离21岁还差几天的时候，我从英文系本科毕业。

实际上大学期间，念书不是我的主业，我经常四处兼职教英文、当翻译，从中得到了很多历练。我参加了北京市和机械部的很多大项目，服务对象也都是当年推动改革开放的大咖。

1987年，我跟随全国各省外经贸厅的40多位厅长到美国参访，这次参访对我影响非常大。在这四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们告诉美国人中国改革开放了，告诉他们什么是“三来一补”，什么是“合资企业”，什么是“技术转让”。

回国几个月后，我辞掉了工作，决定去美国留学。当时我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在陪同谈判期间，我看到了美国企业有战略、有钱、有技术，而我们中国更多的是在拼脑力、拼现场反应。当时我二十岁出头，还不懂什么叫“后发优势”、什么叫“下海”，就很简单地想去美国，去那个先进又富裕的地方。

在美国，西部的俄勒冈、中部的俄亥俄、东部的纽约我都待过。从纽约大学MBA毕业后，我能找到的工作都不太适合。五六年后，我成立了一个事务所，去原来服务过的公司找项目，做金融并购服务。

三十岁那年，我为中国两个国企收购了美国通用汽车的一个子公司。这个收购案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中国公司一分钱没有，连差旅费都是我帮着他们借的，我帮着他们码了八层的债务，最后他们赚了三千八百万美金，还获得了40%的股份。我当时因为能够做一个这么大、这么复杂的案子，心里特别高兴。

1996年，因为投资时尚杂志，我认识了李国庆。两个年过三十的人，在过去的生活经历中都有过足够多的“单元练习”，所以我们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3个月后又有了孩子，这之后我决定回国。当时国庆作为一个图书出版人，面临了很多问题，比如回款周期长、回款难等。而且我发现去北京的三联书店、图书大厦经常买不到我需要的书，于是我们决定办网上书店。我们筹集了大概600万美元，2000年的时候当当就这样成立了。

那时候虽然很多技术条件还不具备，但是当当网在每一步都做了很多努力。2010年当当创立十周年，我们高高兴兴地在美国纽交所上市，成了一家市值20多亿美金的公司。当当的上市触发了电商的一轮融资大战，当当上市的一个季度之后，京东、凡客、走秀网等几十家B2C公司都拿到了很高的融资，资金量都是当当的若干倍。所以从上市到后来的四五年，当当的路走得很艰苦，每一步都要面对对市场的困惑，面临一种自我约束的累赘。

尤其在2014年，阿里、京东在美国上市，对电商有兴趣的机构把资金都砸向这两个“大家伙”。2015年夏天，我做了一个决定：让当当从美国退市。当当退市是我做过的一个非常好的决定，因为这给了团队缓冲的时间。当当在多年的煎熬之后，终于可以从容思考了。当当退市不到两年，我们的利润和销售额持续增加，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好。

从1978年到现在的40年间，我去过很多地方，也做了企业，我对企业家精神怎么理解呢？当当网成立早期，全国网民只有几百万，现在所谓的物流网、信息流、资金流都还没有形成体系。当当先做数据库，再利用社会资源把各地的邮局和送报公司组合起来做物流。我们早期做的所有跟电商基础设施相关的工作，我觉得都是对价值链的重构。当当的价值更多是知识价值，是帮助用户在海量信息中寻找对他们有独特价值的信息。所以，我觉得一个企业家要不停地重建和重构价值链。

我对企业家精神的另外一个理解就是拥抱变化。18年来，当当拥抱了PC互联网、手机，移动设备，包括价格战和各种行业周期。电商快速多变，当当坚持面对顾客，价格要低廉、图书要有更多选择、服务要更为方便。在坚持这三元素不变的情况下，其他事情都要变，随时变，变得更快。

再谈一谈我自己的变化。早年做企业，我更多的是靠责任感，如今慢慢地变成了靠使命感驱使。在这样一个碎片化时代，阅历和判断比以往更重要。我们经常说日本人、以色列人每年平均读几十本书，而中国人均一年还不到一本。在中国，一个小地方可能没有书店，但一定会有很多火锅店、麻将馆。所以作为一个热爱深度阅读、知识改变命运的受益者，我要用商业的力量去引领全民阅读。

一路走来，我觉得创业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个很棒的收获就是保持活力。40年的时间，我从一个13岁育英中学的初中生一路走到当当网的董事长，我觉得我的确赶上了好时候。在接下来的5年、10年，我希望能够以之前的这种速度和激情继续和我们团队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