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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全球化

我是做投资的，因此我主要从资本的角度出发，聚焦中国资本的全球化。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事实上也是中国进入全球化进程的40周年。40年前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做了一项非常高瞻远瞩的决策，让中国经济加入到全球经济大的循环中去。

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一穷二白，在主要的生产力全要素中，没有资本，没有技术，也没有管理，我们有的只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所以中国经济是从最简单的来料加工慢慢积累起来的。从资本的角度看，大部分利润被资本赚去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体现出了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无论是人民还是政府，都坚持改革开放，经过40年的不断积累，最后形成了自己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产品也逐渐走向全球化，并真正融入到整个世界，到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从这方面来说，我们的商品贸易确实进入了全球化进程。但事实上我们的资本远远没有全球化，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的就是资本，我们的资本都是用于国内投资。直到约2015年，我们才首次达到了ODI（对外直接投资）超过FDI（外商直接投资），这个时候开始才算把中国资本全球化这个课题提上了日程。

中信资本进入全球化的投资过程较早，从2003年就开始了。早期的基金都是美元基金，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拿国内的钱出去投资，而是管理国际上的钱，但是更多的是利用中国本土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希望能看到资本的双向流动，即从初期把资金引进来，到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走出去。事实上，这个走出去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快。2016年就达到了约1000亿美元的ODI，其中有很多非理性成分，2017年有所回调。在整体对外投资上，我认为我们国家对外投资的整体局面越来越理性。尽管中国资本的全球化路途还很遥远，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力和整体国民的储蓄率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我们最终形成了庞大的海外资产，让中国资本真正全球化的这个目标，也是坚定不移的。

三阶段投资

我们对外投资的主题不是盲目的，而是立足于自身优势，根据不同阶段做不同的投资策略。

第一个阶段是从2003、2004年到2008年，我们在海外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企业。比如在美国、日本，我们都做了这方面投资，主要是帮助他们降低成本，把在美国、欧洲的工厂搬到中国来。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当时投资了一家美国公司——林肯工业公司，他们主要做大型机械设备的润滑装置，当时他们的很多客户都把工厂搬到中国来，因此他们也必须跟过来。我们投资了他们之后，帮助他们在常德开厂，关闭德国工厂，最终我们的投资获得了近9倍的回报。

第二阶段也集中在制造业，但投资时更侧重于掌握技术。这一阶段中，我们投资过一家高端的汽车零部件公司。后来我们作为财务投资人需要退出时，我很明显地看到中国同类公司非常希望从我们手里收购这家企业。最后，这家公司卖给了中航汽车。

最近大家都在热议“中兴事件”。我们在2016年买了全世界第三大专门做感光芯片的公司，前两家分别是索尼和三星。 把它买下来之后，我们立刻迁址，从美国硅谷搬到了北京，但没想到的是，这可能是我们国家在美国收购半导体公司的最后一单。最后这家公司卖给了国内做半导体的威尔科技。这是我们投资的第二个阶段，主要从技术上考虑。

第三个阶段，近几年突出的投资主题，是国内的消费升级。围绕消费升级，我们做了一些布局，其中较有名的就是收购麦当劳，后来因为改名“金拱门”，无意插柳，结果竟然成了社交媒体营销的一大范例。事实上我们的原意并不是要做营销，改名这件事我们原本就不想宣传，因为我们改的只是公司的名字，并没有改餐厅的名字。改公司的名字后要给所有供应商发一封信，告诉他们，今后给我们发帐单不能叫“麦当劳（中国）”，而要叫“金拱门（中国）”。没想到其中一个供应商把这封信放到微博上了，结果两个星期内点击量达到了90亿次，平均每一个中国人都看了6篇有关改名的文章。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

我们进入麦当劳一年所做的战略上的调整，是麦当劳总部非常认可的，如果换作他们来决策，肯定不如我们对本地市场熟悉。比如，我们去年业务快速增长有两个主要动力；第一是外卖。麦当劳美国芝加哥总部一直要求建设开车能进去的汽车餐厅，因为美国60%-70%的销售额是汽车餐厅店面取得的，但这明显不适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市场，我们在外卖上配置资源。第二个主要动力是数码营销，因为我们有支付宝，有微信支付，这也是全世界其他国家根本意识不到的。我们从这些数据上可以知道谁在买你的产品、什么时候买、买多少，这种数据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把这类数据收集起来，尤其是通过与微信小程序合作，仅仅40天我们就做了一个关于客户忠诚度的新项目；而同样一件事，如果麦当劳总部给我们提供IT方面的支持，最快也要9个月。做这类并购，更能体现出我们对中国消费市场有更深的理解。

最近，我们投资的公司——哈药集团，在美国并购了全世界第一大保健品品牌——GAMC。最终我们要在这些并购中形成资本的全球化，达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

现在的全球化，尤其资本的全球化，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现在的整体环境对于全球化来讲，确实非常困难。在贸易上，现在很可能要面临和美国长期的贸易摩擦。而贸易的另外一面就是资本，资本的流动也会受到一定限制。对中国来讲，我们如果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上想进一步提高我们所处的位置，就必须收购技术。这一次美国发起的调查事实上针对的都是技术，包括这次中兴遭受的惩罚。

全球化确实进入了一个困境，一方面全球化的成果并没有在西方社会广泛分享，如贫富悬殊问题；另一方面，整个全球化理论的根源，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事实上是有瑕疵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之一、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撒米尔森，十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做了一个假设：如果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只做衬衣，另一个国家只做飞机，大家在各自的领域中发展出来自己的比较优势，大家都会分享到各自比较优势的利益。但是如果一直做衬衣的国家突然想做飞机，这个局面一旦出现会怎样？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整天只做衬衣，肯定要去造飞机，全球化的比较优势，从理论上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要中国去做飞机，必定会影响美国的利益。

这些都是全球化遇到的问题，我认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资本。

我们国家没有资本的时候，提出来用市场换技术，比如汽车行业。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但真正换了多少技术还很难说。另一方面，是资本换技术，或者说用资本买技术，高铁很可能属于这一类。这两种策略孰高孰低，见仁见智。

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今天在中国有充分资本实力的条件下，我们更多的应该考虑用资本力量去买技术，达到产业升级的目标。但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去买技术，所做的事情一定要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在这过程中，如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就不要到处去高喊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是国家应该考虑的，我们作为企业，不仅要看国家战略，更多的要从市场角度考虑。

这么多年来，中信资本在海外做了三四十单并购项目，美国和日本差不多各一半，其中接近百分之三四十需要美国政府审批。我们每一单都通过了，为什么？这是因为中信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第一个最市场化的公司，因为中信当时就是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设立的，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是市场化的。所以即使美国政府、日本政府在审批的时候，只要他们认为有充分的市场和商业化的依据，就可以批准。

所以，我认为在国际并购中一定要把握住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原则。

目前全球化虽然遇到了一定的挫折，在今后若干年间甚至还会出现倒退，但整体是不可逆的。就像习主席在达沃斯和博鳌都强调的那样，全球化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各个国家应该把全球化的红利更平均、更平衡地分享给各个国家的国民，如果这样，全球化的前景将非常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