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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独角兽企业回归中国资本市场的步伐大幅加快，中国新经济的未来走向备受市场瞩目。我们认为，新经济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经济形态，而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对传统经济金融体系进行的一场系统性大改造。凭借“信息三优化”的根本机理，新经济能够在供给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需求侧提高居民福祉，因而内嵌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中，兼具时代动力和比较优势。

       以此为基础，利用中国存托凭证（CDR）等制度创新，独角兽企业的加速回归将构筑中国新经济崛起的正向循环，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抢跑、领跑。有鉴于此，以2018年为起点，中国新经济将步入全面崛起的新阶段，并有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新经济崛起

       追根溯源，新经济是一场系统性大改造。今年“两会”以来，随着政策红利的相继发布，叠加独角兽回归中国市场的进程提速，新经济正在走向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舞台中心。我们认为，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概念，新经济具有不断丰富的内涵和模糊变化的外延。如果仅从其外部表现进行事后性的总结归纳，在范围上会挂一漏万，在时效性上会刻舟求剑。例如，如果仅将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等同于新经济，那么既忽视了其对线下经济的深刻重塑，也限制了对新经济发展空间和演进路径的预判。因此，需要从根源本质和动态视角出发，对新经济进行理解和前瞻。

       本质而言，新经济的核心标志在于，信息数据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要素资源，并对传统要素发挥关键的引导作用。其根本机理在于，通过全社会的“信息三优化”，产生新红利并重塑经济金融体系。

       第一，信息处理的优化。以大数据、云计算和量子计算为核心技术基础，大幅拓展信息处理的量级、范围和深度，从海量信息中挖掘新联系和新规律，进而创造新的经济价值。第二，信息流动的优化。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量子通信为核心技术基础，实现高效、安全、精准的信息传输，进而驱动各类要素资源突破传统产业格局，实现跨界融合与混合经营。第三，信息利用的优化。以人工智能、VR/AR等技术为基础，提升信息要素对人本身的服务效用，将人从低级职能中解放出来，并增强人的高级职能和感官体验。

       新经济的红利，动态地产生于这三重优化之中：推动科技进步和扩散，改造产业体系，进而形成新产业；优化信息利用，改造经济运行链条，进而孕育新业态；引导要素配置，改造资源整合方式，进而催生新商业模式，最终在每个时点上形成静态的“三新经济”。

       由于“信息三优化”的普适性，虽然目前新经济发轫未久，但未来并不会局限于某个行业或领域，更不会被定义于某个“新旧经济分界线”，而必将渐次深入当前经济金融体系的每一个层面，进行深刻而细致的大改造。这场改造接近完成之际，就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爆发之时。所以，新经济是上一轮信息技术浪潮的再发展，更是下一轮产业革命以及人类技术“奇点”的前奏曲。

       聚焦时代，中国新经济内嵌于高质量发展之中。以十九大为起点，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一历史性转变正在为新经济的崛起注入强劲的时代动力。

       在供给侧，新经济进行双向发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信息三优化”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信息流引导要素流动、打破市场扭曲，进而优化资源配置，并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例如，共享经济激活了闲置社会资源，网约车削弱了地域性行业垄断。而在普惠金融领域，基于大数据而非抵押品的征信体系，降低了小微企业融资门槛。另一方面，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发力点，充满活力的新企业纷纷涌现，有望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化和扩散。学术研究显示，新企业的大量进入能够推动科技创新，最终抬升行业总体生产效率，并且这一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显著。

       在需求侧，新经济实现“两降一升”，提高人民福祉。从需求质量来看，“信息三优化”降低搜寻成本，精准匹配市场供求，有效适应消费升级的高端化、个性化和多元化趋势。例如，AcFun、Bilibili直击90后ACG亚文化群体，而快手、抖音等APP则满足了不同人群的碎片式、体验式娱乐需求。

       从需求广度来看，“三新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支持偏远地区和中下收入群体获得更优质的消费和就业机会，从而分享经济发展红利、抑制社会阶层分化。例如，2012年以来，随着大城市市场趋于饱和，中国电商企业着力向低线城市和农村市场扩张，实现了全球最快的渗透率增长。

       从内在动力看，“信息三优化”基础优越。在新一代科技浪潮中，中国基础科研和商业应用首次实现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同步出发，并已经位于世界前列。据WIPO统计，2017年中国提交PCT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已升至全球第二，增速为全球最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现状，以及亟待进一步完善的市场机制，凸显了传统经济金融体系的内在短板，为新经济的系统性大改造提供了施展空间。十九大以来，伴随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政府规制渐次转向负面清单制、后置监管和综合监管，亦有利于新经济红利的释放。综合而言，上述两方面的比较优势有望激活新经济的中国加速度，以新经济的抢跑领跑，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弯道超车。

独角兽回归

       独角兽回归，打造新经济崛起的正向循环。作为一场系统性大改造，新经济的发展蕴含难以估量的广阔前景。内嵌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新经济的崛起兼具时代动力和比较优势。作为这一趋势的直接反映，一方面，中国新经济培育出了数量可观的独角兽企业。截至2018年2月，在Crunchbase、CB Insights等国际机构的独角兽榜单中，中国企业总数均位列第二，紧随美国之后。

       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亦给予了独角兽企业全球领先的价值评估。例如，2018年2月18日，360安全科技公司从美股回归中国资本市场，公司市值增长逾6倍 。由此，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创新，引导海外上市的独角兽企业回归中国资本市场，那么将打通上述两个方面，构筑“独角兽-资本市场-新经济”的正向循环，支撑中国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步，资本市场加速独角兽成长。得益于中国市场对新经济的偏好，回归后的独角兽获得更充裕的资本加速自身发展。第二步，独角兽带动新经济崛起。独角兽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出众表现，一方面将发挥信号旗的作用，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本向新经济的倾斜，另一方面促进资本市场的多元化繁荣，激发居民财富效应，扩大中国市场对新经济的需求。

       第三步，新经济培育更多独角兽。随着新经济加速发展，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将充分显现，进一步打破传统经济的利益藩篱，从而在破立之间创造更多的独角兽，开启新一轮正向循环。2018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允许境外注册的红筹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推出中国存托凭证（CDR），并围绕创新企业的盈利情形和公司治理特征进行针对性制度安排。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将率先享受试点红利。有鉴于此，独角兽回归的步伐正在提速，“独角兽-资本市场-新经济”的正向循环有望在年内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