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一切的改变,从1975年就开始了。当年我18岁,在天门中学读高三,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革命知识青年,信仰共产主义、关心国家大事、热爱社会科学,梦想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大理论家。这年的1月17日,周恩来总理抱病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生前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这份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重申了1964年提出的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提出在20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我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兴奋得跳了起来,整夜难以入眠,觉得我们国家终于要强大起来了。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第一个切身相关的变化就是恢复高考。高中毕业后我作为知识青年下放,成为天门县岳口镇微生物站的一名技术工人,最大的希望是经过两年锻炼,有机会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立刻全心投入复习备考,分数够了却因为政审问题没走成,直到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朦朦胧胧中选择了政治经济学,接受系统经济学训练。大三时到哲学系选修了西方哲学史,知道了黑格尔、洛克、伏尔泰,知道了启蒙时代、三权分立,一下子从一个革命知识青年转变为现代知识青年。
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外经贸部国际经贸研究所发达国家研究室工作,后来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任副总编,直到1993年创立嘉德拍卖,做了整整十年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学术青年。
下海创业,我又变成了一个实业青年,更重要的是告别了我最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成为一个学者的梦想。因为时代确确实实已经变了。1985年,《青年论坛》杂志与广东社会科学院一起在广州搞了一次青年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中国为什么落后,有各种观点,有的说是因为文化劣根性,小农经济、仇富,还有说是因为人口太多。我说要是10亿中国人,每个人都想发财,中国一定会富强起来。当时我说这个话,是认为这个假设不可能存在。但是没想到这个假设很快就变成现实了。
企业家群体的回归与成长,应该说是改革开放这40年最大的变化之一。我在很多场合讲92派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其实更为重要的是,92派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社会主流群体集体下海,意味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2002年《中国企业家》杂志以《92派:三个红顶商人的十年》回顾田源、毛振华和我三个人下海的历程,我说中国五千年历史,不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唯独没有伟大企业家。今天,中国是一个完全开放市场,拥有成熟的资本体系、创业体系,也是成熟的企业家精神迸发的伟大的历史时期。创业的浪潮浩浩荡荡,一波一波、一浪一浪的创新和创业的企业家涌现出来。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批评,说社会变坏了,变得浮躁庸俗了,个人主义盛行,金钱至上,现在的年轻人也都没有了理想和情怀。但是我觉得社会变得世俗化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最初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就是让人们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健康、长寿、富足、快乐、幸福的生活么?
去年在这个舞台上,我说我今后的人生,只做一件事,就是把泰康的大健康事业进行下去,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和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变人们对生命的态度,让每个人的生命都流光溢彩。
所以这40年,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最初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的责任。目标纯正,心无旁骛,做正确的事,时间就是答案。站在新的起点,我更加相信,在中国,现实一定比理想更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