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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中这个地方人杰地灵，三国时代刘备为邀请诸葛亮加盟的“三顾茅庐”故事就出自于这里，而诸葛亮那篇脍炙人口的评点天下英雄的传世之作“隆中对”，更是让这个胜地之名不胫而走，誉满天下。文化大革命期间，考虑到战备的需要，为了防止苏联对中国突然袭击造成巨大损失，中国政府全面启动了“三线”工程，把一些重要的战略性工业企业从城市搬进大山，也把一些战略性教育资源疏散到小城市。武汉大学按照上级要求选择了经济学与哲学两个重要的文科系，搬到隆中这个古代名人相聚的地方，创建了武汉大学襄阳分校，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两系师生才重新迁回武汉珞珈山回归总校序列。我有幸在隆中这个地方开始上大学，师从早年从哈佛、耶鲁、康奈尔大学回国执教的经济学大师，与一批充满睿智思想的武大老师结下了终生的友谊。我后来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李裕宜教授即是其中的一位，他给我的关心爱护和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良师的鼓励树立信心

       与许多今天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学子不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初中毕业没有机会升入高中，16岁就离开城市到农场，开荒种地，打井盖房，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知识青年生涯。在经过多年劳动锻炼和社会生活历炼之后，被推荐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

       在那个年代，学习深奥的经济学原著，对我犹如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山，由于过去的文化基础太差，学习中困难重重，压力极大。记得有位从昆明军区来的纳西族同学，由于根本无法读懂深奥的经济学原著，学习压力太大，久而久之，竟然得了精神分裂症。至今还记得我亲自送他去精神病院的情景，后来他实在无法学习下去，只好退学退伍回家。当时，由于进大学没有统一的入学考试，一起学习的同学们水平差别很大，有的高中毕业，有的小学也没有毕业，学习同样的课程，每个人的感觉差别自然是天上地下。我当时的文化及综合知识底子也非常薄，学习中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许多经济学原著深奥难懂，往往读几遍还不得要领。记得第一次参加学习讨论会时，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有条理地发言，不知道什么叫论点和论据，更不知道如何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经常感到与那些年纪偏大富有社会经验的同学差距很大。

       所幸的是，由于多年知青生活经历的锻炼，懂得非常珍惜难得的大学学习机会，坚定地抱着从头再来的信念。我默默地按照老师的要求精读经典著作，认真听各科老师每一次讲课，做好每次布置的作业，应对每次或大或小的测验与考试，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一步一步地从似懂非懂的朦胧中走出来，逐步培养了伴随终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认知现实经济的知识系统。

       记得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我们75级学员开始到工厂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二班三组被分配到宜城东方化工厂。大家边劳动边考察，了解了许多生产第一线的社会知识。在此基础上，我第一次执笔撰写了一份关于建立工业生产责任制的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我使用自己学习的经济学知识，分析了这家“三线”化工厂的管理体制，总结了该企业在建立责任制方面的经验。这份普通的学习实践报告是我的处女作。这次实习完成之后，每位同学都将自己的报告作为学习成果交给老师。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的系主任李裕宜老师居然看了我的这份报告，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我，他听到李主任称赞我的报告是这次实践活动中最好的一份调研报告。听到这个评价，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和高兴，一扫我入学以来心中的阴霾，大大树立了我在学习方面的信心，我在这个时候才确切地感受到自己有机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

以爱才之心指点方向

       1978年5、6月间，我们75级学生即将毕业，大家开始盘算毕业后的工作与生活。正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后的首届研究生招生工作开始了，这个消息虽然在我们这一届学生中传开，但是对我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我甚至没有打算报考研究生。因为这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首次招考研究生，也许是大学招生史上最难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按照当时招生规定，这一次是十届大学毕业生全国联考，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前上学的五届大学生与文化革命中毕业的五届大学生将要激烈竞争有限的名额。这对于我这种没上过高中、文化大革命中入校的“工农兵大学生”来说，由于三年学习积累的知识基础太薄，考试胜算的几率是很低的。在那个年代，本来大学毕业生就不多，硕士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有着高大上的形象，几乎是高级研究专家的别称。因此，我一开始完全没有考虑报考研究生这件事，准备毕业后返回原单位工作。

       记得当时经济系召开了一次研究生招生动员大会，全系师生在一个大教室里听取系主任的招考研究生动员报告，报告人就是李裕宜老师。他全面地介绍了国家设立研究生制度的必要性，这种制度着眼于培养高级人才，对于未来经济学教育和宏观经济管理都有重要的意义，他热情地鼓励全系年轻教师和应届毕业生报名参加考试。在完成了激动人心的动员报告，从讲台上下来之后，他问我，“田源，你准备报名考研究生吗？”我回答说：“没有，我这点水平是考不上的。”他非常认真且肯定地说，“你应该报考，你有这个能力。再说，考不上也不损失什么，为什么不试试呢？”李老师的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让我很受触动。这次动员会议之后，我给未婚妻打电话，告知了李老师的评价与建议，她告诉我，自己也要报考研究生，希望我按照李老师的建议立即开始复习准备。就这样，既有老师的鼓励，又有未婚妻的督促，我内心的激情被点燃，我马上确定了报考研究生的目标。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武汉三镇骄阳似火，我每天挥汗如雨地在宿舍、资料室、图书馆里复习功课，不仅把三年来学习的功课全部复习一遍，还看了很多以前没有认真读过的经济学文献。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后顺利通过了研究生考试的笔试与面试，专业课居然还考了第一名，幸运地被武汉大学经济系录取。

终生的良师益友

       我考上研究生之后，开始了系统的知识深造过程。我们在大学里赶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个激动人心的思想解放大时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乱以后，人人都知道不能再搞那种人整人的阶级斗争了，整个国家开始认真反思和寻找新的方向，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对于思想、信仰、理念这些重大问题，第一次面临真正的选择。1978年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从北京开始，逐步影响全国。那是一个举国上下争论真理标准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极度活跃、争论不断的年代，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各种新思想、新观点的讲座，记得我非常尊敬的董辅老师（后来我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在武汉大学做过一场关于所有制改革问题的讲座，他分析了传统国家所有制的弊端，大胆提出了“政企分开”与“政社分开”的改革建议。即使很多年过去，我依然记得当时董老师的演讲犹如石破惊天，令我醍醐灌顶。这次讲座之后，研究生同学们经常在教室、宿舍里争论各种理论性问题，诸如实践标准、商品经济、国家所有制改革乃至苏联、东欧的改革道路等等。在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上，人们开始分属不同的思想流派，有的激进改革，有的因循守旧，每一个思想观点没有定的年轻人，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你到底信什么？

       非常庆幸的是，在研究生开学不久，李裕宜老师成为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我因此开始有机会经常到李老师家请教问题。我记得在那个时期，李老师在思想上坚定地站在支持经济体制改革这一边，他的学术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种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深刻理解和不断的再认识，帮助我迅速扩展了当时关于经济改革必要性的认识。我经常在他家里与他一起探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也常常探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大胆提出关于经济改革的各种观点。在我师从李老师的三年间，我在思想上深深地受到他的改革思想的影响与熏陶。记得有一次，李老师从深圳经济特区考察回来，把我叫到他的家里，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在那里看到的各种创新性事物，讲到高兴之处，几乎是绘声绘色，使我如临其境，这些都更进一步加强了我对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的信心，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我从研究生时代开始，就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具有坚定改革意识和信仰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指导下写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贯穿了改革的思维，虽然不够全面和深刻，但是从这时起，我已经开始系统性地思考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且致力于经济改革方面的经济学学术研究。毕业以后，我的学术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开始不断地发表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知名全国性学术刊物上。

       正是在李老师的言传身教之下，我加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大潮，不仅在思想上逐步成熟，坚定地信仰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开始关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与挑战。我运用经济学原理与研究方法，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个时候，几乎读遍了各种有关改革的经济学著作和有影响力的论文。后来，我有机会转到国家经济改革的决策研究部门工作并且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其实是源于李裕宜老师在我攻读研究生期间的言传身教，是他的渊博知识与先进的改革观，对我的世界观和理性思维能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李裕宜老师在我研究生毕业之后还一直关心我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的师生友谊是非常深厚的。我多次到家中看望他，知道他一直以我为骄傲。无论在大学做教师、在中央政府做研究、在企业做管理，我一直不断地学习和努力，去成就新的事业，希望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