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

       何振红：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精准扶贫：如何授人以渔”。我国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扶贫，要让4000万的贫困人口脱贫。以前扶贫的方法都是缺什么给什么，比如缺棉袄就给你一件棉袄，但是这些年扶贫的方法在向教他们如何做一件棉袄转变，就是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

       各位都是中国企业界做公益的大咖，先请大家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如何“授人以渔”。首先有请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老师。

       汤敏：扶贫无非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增加现有贫困人口的收入，通过增加收入解决他们的“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另一方面是防止贫困传代，使贫困人口和扶贫地区的下一代不再贫困。基于这两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教育扶贫，在扶贫地区做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相传。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教育质量的问题。谈到教育扶贫，往往讲的都是希望工程，把房子建好，做好硬件设施。现在硬件设施已经做得非常好，但教育质量还是很差，因为扶贫地区很难吸引到好的老师。如果老师不好，教育质量不高，扶贫地区的孩子就学不好。怎么办？我们现在就用互联网的方式，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输送。

       4年前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把人大附中的课拍摄下来，通过互联网传送到了全国20个省的200多个乡村学校，包括甘肃、西藏、新疆等等。通过双师教学的方式，即一个远程的人大附中老师同一个当地的老师配合起来，共同把课上好。实验了3年后，我们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采用这种教学方式的贫困地区学生平均成绩提高了20分，学生学习的方式、积极性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们现在跟清华大学一起投资了一个公司，与爱学堂公司合作，把小学1年级到3年级的课做成卡通式，同时给18个省的2万多名老师培训。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把老师培养好，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送到农村去，提高当地教育质量，让当地学生能够和同龄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使他们未来不再贫困。

       我们做的另外一件事是电商扶贫，通过互联网把贫困地区的优质物品运送出来，比如新疆和田的大枣。无论是电商还是教育，都是通过一种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来解决贫困问题，让过去传统的扶贫模式有所变化。

       何振红：汤老师说的非常好，用互联网的方法把城市里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输送给乡村的孩子和老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您这个项目跟马云做的乡村教师项目有对接吗？

       汤敏：有对接。过去我们是单打独斗，现在是集合影响力，把三十余个企业、NGO组织联合起来一起做，一起推动。这也是一种新的扶贫方式。

       何振红：结合式的扶贫也非常棒。SOHO（中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潘石屹总分享一下你在这方面是如何思考的，做了些什么？

       潘石屹：我从赚第一笔钱的时候就开始做扶贫，一直到今天。反思一下，我觉得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要取得成功需满足多种多样的条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跟帮助对象的心连在一起，要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千万不要有优越感。尤其是那些年纪比较小或者在青春期的孩子，周围人对他及他的家庭的评价非常重要。

       3年前，我们资助中国的贫困学生到耶鲁和哈佛读书，他们成长得很好。但是这件事却在国内引起了负面的评论，把我们定位成“黑心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把钱送给帝国主义。我觉得扶贫的出发点是把人的善心激发出来，而不是把心里负面的情绪激发出来。现在，我们资助的一些学生已经毕业了，他们都很优秀。

       如何授人以渔？我跟汤敏的想法很一致，那就是教育要做起来。我们所有的时间、资金、精力都要放到教育上去。

       今天我做了一件特别成功的事情，叫“潘石屹为你拍照公益拍卖”。15分钟，138次出价，最后以20万元成交，善款将通过芭莎公益慈善基金捐赠给甘肃天水贫困山区学生。

       中国有很多企业家向贫困山区捐款的金额都比较高，但我觉得比起金额，能够把人们心里的慈善之心激发出来更为重要。所以，我就悄悄地设置了一个不得超过20万元的限定，希望能有更多人一起关注公益、参与公益。拍卖获得了7万多人的关注，反响也比较好。我们做扶贫，不能单纯地去比谁的捐款金额大。一个收入不高的人拿出一块钱，跟一个收入高的人拿出一个亿，它的性质、意义是完全一样的。

       何振红：我们做慈善的时候，一定要让被帮助的人有相应的尊严。两位都说了在精准扶贫里教育的重要性，下面有请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艾路明总讲一讲他做的事情。

       艾路明：2018年我将出任阿拉善SEE的第七任会长。在做公益、环保和扶贫的过程中，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环境保护和技术的应用会为精准扶贫带来一些特殊价值。阿拉善SEE有一个叫“诺亚方舟”的项目，希望能引起社会对保护西南原始森林的重视。要保护原始森林，首先必须让当地老百姓积极地参与其中，老百姓参与就必须有好的收入，他才愿意主动地去保护森林。所以我们就在当地引入了喜马拉雅蜜蜂的养殖技术。环境越好，蜜蜂的成活率越高，采的蜜越好，老百姓的收入就越高。所以，技术、环保结合在一起给西南山区的精准扶贫带来了正面的价值。

       其次是环境保护和巡护制度的变革。以江豚保护项目为例，根据调查，长江江豚数量每年在以13.6%的速度下降，12年前只剩下1040头。如果以这样的速度一直持续下去，这个物种很有可能濒临灭绝。最近，国家农业部在长江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江豚数量的情况是比较好的，至少他们认为可以维持。这样的转变是由什么样的机制造成的？就是让当地渔民转产，不捕鱼，去做江豚的巡护工作。我们成立了长江巡护者联盟，由当地的村民、渔民和阿拉善SEE一起来推动整个长江沿线的保护，目前也取得了好的效果。

       参加巡护让一些贫困渔民的生活状况有了较大改善。最近有科学家提出，希望未来10年都禁止渔民在长江里捕鱼。这个方案一旦执行，长江中下游20万渔民的生活如何保障？如何让江豚保护和渔民收入得到平衡，甚至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我觉得这恰好是公益机构、地方政府、社会科学家可以一起来探讨的问题。

       最后是转变市场模式，以基层环保组织为主要力量。阿拉善SEE“三江源保护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江源位于青海省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水塔”，有世界上独特的物种，也是世界上仅存的珍贵的荒野。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寻找、孵化、培训和资助基层环保组织、环保人，开展以社区为主体的濒危物种监测与保护、垃圾清理等活动，应对濒危物种盗猎、水源垃圾污染等问题，从而形成 “以农牧民为主体的保护”示范模式。项目自2012年启动至今，联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等策略性合作伙伴，已带动超过100家当地环保组织、环保人参与到保护网络，累计覆盖的保护面积超60000平方公里。

       市场模式的转变、巡护机制的设立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都为精准扶贫带来了一些特殊的价值。阿拉善SEE还会继续探索各种不同的公益、环保、扶贫方式，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凝聚企业家精神，留住碧水蓝天”。

       何振红：探讨技术应用、巡护制度以及市场模式是非常好的。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韩家寰总也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跟大家分享。

       韩家寰：在我出任阿拉善SEE会长的时候，发现那里老百姓的生活其实很艰苦，但政策又不允许他们放牧。怎么办？有一个协会说可以提供小母牛，让当地老百姓去养母牛，我们觉得这是好主意，就弄了好几头母牛让农户一起养。牛奶市场好的时候农户都很高兴，后来牛奶市场不好，奶卖不掉了，被当水扔在地上，他们就找我们吵，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即使现在有了互联网，这个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因为市场会上下振动。所以我们就想还是要做一个企业，一个社会企业。

       现在阿拉善SEE有一个“任小米”。几年前，很多甘肃的贫困老百姓跑到阿拉善，在草原边上、荒地上扎口井种玉米，每一季漫灌7、8次，2年之后全都死了，也赚不到钱。后来，王石就引进了一个小米品种——节水小米，教他们种小米。每一公斤小米可以省一方的水，非常环保。我们就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比如做成品牌或者跟食品公司合作。因为我们有最可爱的任志强先生代言，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任小米”，也希望“任小米”可以做其它加工的食品，比如小米醋。我们如何把这个品牌做好？品牌的建立跟现在互联网的利用，是我们正在学习的一个方向。我特别举了“任小米”的例子，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做成一家优秀的社会企业。

       何振红：这个社会企业是怎么运作的？当地种小米的人如何受益？

       韩家寰：是有股东的，每个股东投一点钱。董事会绝对控股，有投票权的是特别股，同时找阿拉善SEE的成员来兼任理事。公司会跟当地的农民签约，把他们种的小米买回来。

       何振红：今天在座的人，从明天开始都吃“任小米”。不仅扶贫，还可以让身体更健康。下面请道同资本创始合伙人张醒生总来说一说。

       张醒生：前面几位说得很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俄罗斯的国家公益行动。

       彼得大帝全面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农民基本上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因此，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崛起的过程中制定了一项规定，每个农村必须要有学校，每个学校必须要有来自城里的教师。所以，在18世纪的时候，一大批女教师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到了各个农村，并签约要待满3年，所有的费用由国家支付。经过一段时间后，俄罗斯所有农村的孩子都得到了教育，俄罗斯也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崛起的大国。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以国家的意志来完成大国崛起必须完成的基础教育工作，我觉得这才是从根本上赋予我们民族一个三点水的“渔”。

       两年前，为了调查北京雾霾和河北农村之间的关联度，我到河北的满城地区做了一些调研。调研完之后我发现，现在农村的情况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农村的土地基本上都变成了家里拥有的小块土地（单指河北），50多岁的人在耕种，年轻人已经基本上离开了土地，不是去上学而是打零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喊着精准扶贫，扶贫的对象在哪里？他们早已经离开农村。社会的不断变化使得我们要对农村的状况做一个全面了解。

       精准扶贫，每个地方都不一样，需要沉下心来。

       何振红：精准扶贫在中国也需要有一些国家上的行动，尤其是解决教育的问题。下面我们来听听正略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赵民总的。

       赵民：中国的企业家做扶贫到现在，差不多有18年了。我觉得企业家大概都有三次学习的机会，第一次是从家庭到学校，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之后下海、创业，第三次就是做公益。在座的都是中国公益的合伙人。

       我们在做什么？跟在座的各位有所不同，我给很多公益组织做咨询。企业家有热情、有资源、有想法，但是没有专门的时间去落实这些事情。其实，公益组织内部架构和企业是一样的，它也需要专业的提升。

       我们是中国第一代公益的践行者，公益组织里的员工也很年轻，很多人都是刚出校门，凭着一腔热情，没有企业管理的经验。授人以渔，就是在年轻人有想法要创办新的公益组织之前，让他们在我们的公益组织里学会怎么去做公益。

       何振红：现在中国的公益组织越来越多，尤其是企业家自己成立的。我建议您做一套公益组织操作手册。

       汤敏：现在做公益有一个新的趋势，这个趋势也是从美国开始的，就是公益组织之间相互合作。以教育扶贫为例，赵总捐一个图书馆，我们去做教师培训，IT公司开发教育软件，NGO组织做推广，大家一起合作，会把教育扶贫做得更好。相互合作也会使中国的公益事业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亚布力论坛的企业家们可以通过亚布力论坛这个平台，找一两个重大的公益、扶贫项目，大家把各自的资源共享出来，一起合作推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何振红：现在的公益基金会是怎么运作的？捐钱的企业家们没有精力去做这些事情，都是公益基金会秘书处的人在做，这些人没有经验，收入又低，公益人才的缺乏使得公益基金会无法很好地发展。汤敏老师把很多时间都用在了公益上，艾总也是如此，有了这样的领头人，才有可能实现汤老师所说的共享合作。

       韩家寰：台湾最好的一个NGO组织或者公益组织，是一个叫慈济的佛教团体，他们做得非常好，市场占有率超过40%、50%，但也导致很多小的慈善组织收不到钱，因为所有的钱都捐到了慈济。有朋友问我，企业界有反垄断法，慈善界如果做得太好，把资源都垄断了，这样对吗？这也值得深思。

       汤敏：我们并不是说让一个NGO组织把钱占了，而是大家公平、平等的合作，把资源集中起来。

       艾路明：我们完全赞成公益组织多样化。阿拉善SEE最初就制定了策略，和更多小的NGO组织共同成长。我们有一个叫“创绿家”的计划，已经实行了七八年。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小的环保NGO组织、协会、基金会，都得到了阿拉善基金的支持。这个NGO组织只要能正常发展、有既定的目标，我们都会给它3万、10万，甚至20万的“创绿家”的支持。同时，我们还对“创绿家”支持的组织进行筛选，当这个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遇到了瓶颈，我们就会通过“劲草同行”项目加大资助力度，少则60万，多则100多万，同时有固定的企业家和公益导师跟这个组织一起成长，一般都是3年的时间。当组织自身在市场上的筹资能力超过了最初我们对它辅导时的能力，就证明它可以毕业了。

       何振红：从艾总的分享中可以看到，阿拉善SEE做的这个模式跟商业孵化的模式是一样的。我们用商业的原则来做公益，阿拉善SEE已经在践行了。虽然，在做公益、做扶贫的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是，爱心、公益之心还是应该保存在每个人心里，这也是这个社会的温暖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