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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自己，自我更新，追求完美，允许残缺。

学会“放弃”

       1989年3月28日上午9点，深圳会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股东例会召开。座无虚席。回答股东提问。一位股东站起来，手握话筒：“请问王石先生，您个人买了多少股票？”我从西装内侧口袋掏出一张认股权证，“我个人存款一共25000块钱，取出2万块钱买了万科股票。”台下一片热烈掌声和叫好声。当晚第一届董事会上，我被推选为万科第一任董事长，董事会由我、蔡顺成、刘元生等11人组成。

       4100万股的股份中，万科职工股应得的股票约500万出头。这部分股票怎么分配呢？按照市政府办公厅下发的股改文件，这部分股票只能有10%允许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的由集体持有。我明确了想法，放弃其中我应得的个人股份。我放弃的想法基于三点：

       第一，社会价值取向。“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种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像我如此爱出风头、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如果很有钱，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出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了后者。

       第二，讨嫌暴发户形象。少年时代阅读了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感暴发户。当发现自己可能成为这一类人时，自然采取回避。

       第三，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我祖籍安徽，但从来没有回去过，股改过程中，专门翻阅了家乡堂弟邮寄来的族谱，上溯20代，农民世家，没有一代成为地主的，我没有信心能妥善处置钱财，传统农民有了钱做什么呢？修祠堂，娶小老婆，赌博。

       我放弃了，管理层也放弃。而且，管理层提议：将职工股成立一个基金，只要在万科的职员，新老都有享用权；由职工代表会产生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资金用途：职员的福利，重点照顾1988年以前进入万科的职员的福利；另外的用于回馈社会，做公益活动。这也可以算作是万科做公益的伊始。

绝不行贿

       万科从成立之初就有句口号，叫不行贿。当时也有人在说：不行贿怎么做房地产生意？结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行贿不仅做成了房地产生意，还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个中辛酸，不足为道。

       2002年，媒体陆续曝光一些企业黑箱操作、做假账的行为，企业界面临诚信危机。这期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搞了一个调查，在国内10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评选最受人尊敬的10家企业。调查结果很有意思，10家都凑不齐，大家基本都能认可的就只有7家，万科排在第三。中央电视台邀请这7家企业的代表做一档节目，给嘉宾们出题目，各自写出认为企业值得尊敬的理由。多数人写的是“诚信”或者类似的内容，我写的是“社会责任”。主持人表示惊讶，问我“难道您认为诚信不重要吗？”在我看来，诚信的确重要，但诚信是一条底线。对上市公司而言，诚信是一个基本条件，如果连这都做不到，就不要讲别的了。

       2004年底，我到北京领取“最佳企业公民”奖项时，有感而发：对我来说“企业公民”这个词还很陌生，但是万科却站到了最佳企业公民的领奖台上——只是因为万科的企业文化、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观与企业公民的一些要求不谋而合。在万科成长过程中，尤其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变的那几年，公司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在一路坎坷、工资不高、没有额外福利的情况下，还能聚集一批年轻人为事业奋斗呢？我想是因为对人的尊重，万科给他们公平选择的机会，给他们发挥能力、发表意见的自由空间。从对员工的尊重，自然而然地，也会延伸到对消费者尊重、对合作伙伴尊重，进而是对社会尊重。

       2010年，《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活动的典礼上，组织方为我准备了三个标签：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由我自己来选。我没有选“企业家”，也没有选“登山家”，而是选了“不行贿”。作为企业家和登山家，我都还在路上，目前取得的成就也不足以自满，相信未来会更精彩！而“不行贿”作为行为底线，我踏踏实实做到了，在一个企业家奉红顶商人胡雪岩为偶像的时代里，我因此成为异类。选择这个标签，我于心无愧，甚至可以自满。

       行贿是违法的事情。“不行贿”应该是企业的道德底线，是企业家可以做到的最起码的一件事情，如今竟成了难得的、有点不可企及的道德准则，成了王石的符号，这多多少少又让我觉得荒诞。按照一般的理解，因为行贿很实用，而不行贿太理想化了，最终会“一事无成”。我偶然读到钱穆先生的一个理论：中华民族属于早慧行民族，我们很早就脱离了原始社会，过渡到理性社会。但是过早的理性过渡，民智的过早开化，加上当初落后的农耕技术、贫瘠的生存环境、匮乏的生活物资，会导致社会实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

自我更新

       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去哈佛？很简单，哈佛发出邀请，邀请激活了曾经的留学梦。1983年我只身到深圳创业时32岁，原来只是想过渡两年就出国留学，不想创建万科不能自拔，但留学的想法却挥之不去，到50岁才断了念头，认为此生与留学无缘。2010年春，一个偶然机会，哈佛中国基金执行主任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哈佛做访问学者，时间短可三个月，长可一年。我即刻回应：有，一年。按我人生规划，60岁-70岁阶段，我仍然是位企业家，但个人1/3的精力用在学校教书，把几十年创建、管理万科的经验梳理成案例用到教学上。自2010年应聘到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作案例教学，深感功底不够，案例梳理需要企业管理的逻辑和系统的学习，否则，凭个人实战经验，即使课堂可以讲得绘声绘色，对学生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所以，无论个人修为还是作为老师要对学生负责任，都需要知识上的提高。所谓百战归来再读书。

       作为企业家，我和一般的访问学者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哈佛的学习令我对万科未来的思考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我读书是为了个人修为，但又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修为。作为企业家，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究竟要走向何处？我希望可以通过学习，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过去我思考的是“如何让企业成功”，但现在思考的是“企业成功的背后是什么”。之前更多想的是“如何成为”，而没有想过“为什么能够成为”。

       我在哈佛读书期间，做了题为“中国民营企业家自我更新”的讲座，讲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三个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故事。

       故事一：1999年，由万通冯仑、建业胡葆森、万科王石作为发起人，创建了中国城市发展商网络联盟（简称：中城联盟），我为首任轮值主席，一任两年。2002年初，任期满，许多会员建议我继续连任，因为新创建的民间商会组织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需要连续性和稳定性。我婉言拒绝，因为章程规定，轮值主席只任一期不能连任，新任主席由原任主席推荐，理事成员表决通过。第二任、第三任主席分别为冯仑和胡葆森。之后有了不成文的规矩，两年一期的新一任轮值主席由将卸任的主席和已卸任的前主席共同推举，但要理事大会至少一半以上的理事会员通过方生效。既然是选举，至少两名候选人，但其中一名心知肚明，只是陪衬。不言而喻，每次都是大佬们推举的候选人当选，持续了六届。表面上是民主选举，实际上是由幕后的大佬们操作。主席选举持续了六届，到了2012年换届选举，推出新的候选人和影子候选人，但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一位未经安排和推荐的理事宣布参加竞选，并在选前进行拉票游说，选情突变，但被大佬推荐的候选人仍信心满满。选举结果：独立候选人获最多票数当选中城联盟第七届主席。意想不到的选举结果，却是令人高兴，因为中城联盟的民主建设提高了一大步，但这一大步走了整整12年。一个商会组织如此，更何况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机器？中国的民主道路漫漫，企业家从自己做起，任重道远。

       故事二：2004年6月3日，刘晓光等67位来自大陆、港澳台、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家聚会内蒙古阿拉善沙漠月亮湾，筹建阿拉善沙漠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简称“阿拉善SEE”）。当晚筹备会要通过协会章程并选举出常务理事会和正副会长。晚上8:30开会，预计一个半个小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家对章程草稿提出不同的建议和修改，很难达成统一意见。刘晓光提议：“是不是先原则上通过章程？如果章程不能通过，如何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就是通过，不通过就是不通过，什么叫原则性通过？”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质疑。来自大陆的本土企业家很容易理解“原则性通过”的含义，赞成刘晓光的提议；但“海龟”和来自海外的企业家却不依不饶，坚决反对章程含含糊糊的“原则性通过”。主持会议的刘晓光“懵”了，会议陷入僵局。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把不能统一的条款写到白板上，逐一表决通过或否定，待章程修改完成时已过了零点。接着，参会代表又对常务理事、正副理事长的候选名单提出质疑：谁定的候选名单？能不能自己报名参选？是等额还是差额？会议再次失控，七嘴八舌中决定重新推举候选人。会议持续到半夜⋯⋯

       这一晚上，刘晓光失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从来没想到辛辛苦苦发起的组织，其成果就这么容易被推翻否定了，原有的公共生活方式遭到了挑战。但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却在乱哄哄的意见中寻找到共同语言——最基本的民主程序。正是这一晚上的会议奠定了阿拉善SEE今后的文化基因。经9年成长，阿拉善SEE成为公认的最具规范性管理的民间NGO，代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多次参加国际环保会议，亦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沙漠生物多样性环保组织。其影响力已超过自身的环保行为，其遵循“罗伯特议事规程”的民主程序已经成为中国民间NGO组织的一个标杆。

       故事三：自2011年到哈佛访学，我便决定集中精力进修，不再参加国内企业家的社会活动，但2012年4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邀请我做下一年的轮值主席时，我却应承了。为什么呢？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民营企业的个体成长，行业商会性质的组织也在成长，只是在政府的控制下，企业家NGO组织成长得较为缓慢，较具影响力的有亚布力论坛、中城联盟、阿拉善SEE、欧美2005同学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等，但就广泛性和作为企业家群体的号召力来说，都有局限性，2008年汶川大地震，8家企业家NGO组织曾以“拉着孩子的手”的题目联手行动，帮助汶川灾后重建，行动有效率并较为成功，但之后的联手活动没有持续。作为跨行业的民营企业代言，上述NGO都有局限性：中城联盟是只局限房地产产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一个封闭的，功成名就的小圈子；阿拉善SEE局限于环保公益活动；2005欧美同学会把没有留学背景的企业家拒之门外⋯⋯较为开放的、有10年历史并有条件来统领的是亚布力论坛，但其明显的局限性在于：过去7年轮值主席中有5位是北京的企业家担任，70位企业家理事成员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只有三位，显然参与活动的骨干成员偏重于北京和北方地区。但第七任轮值主席由复星集团的郭广昌来担任，这使论坛参与者的成分有了更合理的分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血缘、地缘关系，在企业家的NGO组织里也不例外，其局限性受制于发起人的所在地区和学习工作背景。从学历背景上，亚布力论坛的几位创始人都是武汉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教授的博士生，且有在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背景，我调侃亚布力论坛的核心为“武大帮”。显然，郭广昌先生被邀请为轮值主席改变了亚布力论坛偏重北方企业家群的格局。我被亚布力核心领导的开放和郭先生的作为所感染，应承了邀请，因为我知道，这是希望我能动员珠三角的企业家积极参与亚布力论坛的活动，使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真正成为代表中国企业家心声和互相交流、自我更新的论坛。作为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积极参与企业家群体的组织建设是理所当然的。

       在轮值主席的开幕发言中，我所谈的主题是企业家的“自我更新”。

       我跟企业家们说，就像旧金山、纽约、波士顿一样，亚布力论坛也是一个聪明脑袋瓜聚集的地方。不过聪明的脑袋瓜子也有迷茫的时候。今天，中国企业家就面临一些困惑和迷茫，面临社会的曲解和丑化。在差不多100年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洛克菲勒也曾经面临同样的痛苦。他的做法是，用企业的成功和公益慈善来回应社会。许多年之后，洛克菲勒才赢得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形象，赢得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今天我们也走过同样的道路，企业家不要抱怨，也不要消极对待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冒险精神，在不确定情况下，才更需要企业家。我们赢得了财富，我们积累了经验，这个时候不该逃避。我鼓励企业家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去教育成才，我更呼吁企业家不要用移民的办法应对社会的不确定，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冒险精神，如果我们都移民出去，企业家的作用也就消失了，那是没有希望的。

       我与企业家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小故事。那是2008年，我到金沙江漂流。我们对金沙江的印象都是水流湍急，但是后来会来到一段水面非常平静的河道。在平静的水流上，筏子漂得非常慢，我可以从容地看见，非常陡峭的两岸有一股一股的涓涓细水汇入金沙江。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滔滔的江水就是由一股一股溪流汇集而成的。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民主、公平、正义、光明的。中国的未来如果有希望，需要我们每个人就像那涓涓细水，从自己、从自己的企业做起，我们汇集成的，就是那滔滔的江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总是指望上面去改，那是没有希望的。

       企业家阶层应该更多自省、自律、自我更新，还有自我保护。

每个人心中的山峰

       很多人都知道我爱爬山，2003年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第一次登顶，2010年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第二次登顶。这是我心中的“两座大山”，还有第三座。第三座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座山峰。

       站在整个人生的角度，管理企业与登山不无关系，同样需要坚韧的意志和不懈的精神。而登山，更如人生一样，虽时常不能预知结果，但只要坚持，终会成功。登山是人生的浓缩，之前，因为成功而有机会登山，而我仍需要继续攀登一座峰，就是每个人心中的那座峰。在重功利的商业社会中，一个人挣钱的数量似乎成了社会影响力的惟一标志，然而在变革中，钱不能代表一切。万科倡导健康丰盛的人生，追求个性发展与团队意识的协调一致，这种追求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充满乐趣的工作、志趣相投的同事、健康的体魄、开放的心态、乐观向上的精神，这些都具有金钱所无法替代的价值。成熟企业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和机制，而不是领导者个人，必须弱化个人作用。尤其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企业而言，脱离企业家个人生命周期而力求发展，非常重要。如想更长远地发展，就必须建立和执行成熟的企业运行机制。我知道我的目标只是登顶珠峰，任何与登顶无关的，消耗体力的事都一概不做。登顶过程中，我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度。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座山峰，让我们互勉，继续攀登吧。

社会需要的企业家精神

       中文中的“企业家精神”，被大大局限了。英文中的entrepreneurship的含义要比中文中的“企业家”广泛的多。就好像“奋进号航天飞机”的“enterprise”，在中文中如果被翻译成“企业号”，就与NASA的本意有偏差。

       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而认识到这些模式的问题，重新组织要素，并成功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人的天性保守：当人们已经熟悉了某种程序或方法，而这种程序和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要鼓励人们采用新的，未经实践证明的方式就会受到心理上的抵制。有时候，客观上采取新的方式可能并不存在困难，但是人们心里会觉得难以接受——无论是说服人们跟随一次创业冒险，一次管理变革，还是不喝酒、不吃鱼翅、不行贿这些改变社交文化的努力。

       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知识越来越完备。任何领域的创新都需要团队合作。一个发明家在自家阁楼里鼓捣出来的东西，已经很难震撼世界了。

       现代科学研究早就已经过了一个教授带着两三个助手就能完成发明和发现的时代。任何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室，对内需要大规模的合作与沟通，对外则要面对各利益相关方。科学研究的前途甚至比新产品、新服务的市场前途还要不确定，如发现某个研究方向的价值，说服整个团队往这个方向前进，遇到问题及时调整，同时还要游说政府、企业等资金方提供持续支持。

       社会领域的创新也是如此，一个慈善项目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参与，无论是公关、管理、游说，都需要企业家精神。

       短短30年间，中国的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以40%的社会资源，完成了60%的GDP，承担着80%的就业。企业家们已经是这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砝码。建国后的前30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现代化的进程都被打断了。而后30年，城市化与现代化则被大大压缩。上一轮现代化中两代企业家完成的蜕变，现在几乎被压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做好了在一定程度上领导这个社会的准备了吗？

       企业家们最重要能力是说服。说服人们相信你所画下的美好蓝图，说服人们自愿跟随你前进。企业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更需要以企业家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价值。七八十年前，我们的前辈们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更以实际行动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理念，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企业家精神是当下所稀缺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最需要企业家精神的课题。这不仅需要领导人发现体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能在目前价值如此多元的社会里，团结起足够多的共识，甚至在体制内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以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他的“50年不变”，“不争论”，就是在妥协，在动员，在说服。

       而这都是企业家们最擅长的领域：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以国情而言，如果不把我们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谈不上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企业家对社会发挥影响力，还真不能向学者、向明星学习。仅仅是发言就算了。一个集团军司令没必要跟武林高手比武。企业家向这个社会输出的正能量，恐怕就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沟通技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投身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以推动他们认为有价值却不太可能挣钱的事业。在这些事业中，企业家们能做的就是发挥我们在组织、动员、说服上的经验，为“社会资本”存款。

       企业家做公益项目，在管理上就要以企业的标准衡量。企业家们自己相互组织，更要走出乡党的小圈子，从农业社会的地缘亲缘所维系的熟人关系，转变成以共同职业、理念和使命为纽带的组织——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以理念和使命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而企业家组织本身，更应该明确这个组织绝不能仅仅是“搞关系”、“盘资源”的平台。

       这也是我对中国企业家论坛这个组织的期待之一：从一个熟人网络走向共同理念的人的平台。比如，除了邀请经济学界的专家之外，我们是不是能邀请其他学术界，甚至政界的朋友？无论是带领实验室，还是带领改革，这些在其他领域工作的精英们，所展现的都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门前，有一个阿特拉斯的雕像。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当时，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在西方也刚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纽约的企业家们的自我期许——我们就是承载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巨人。从安·兰德开始，美国社会建构起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这套思想的源头来自于熊彼得：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才是创新的来源。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的企业家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

       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企业家才能对社会形成更大的影响力：企业家们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道德勇气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与努力，更意味着在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发挥企业家精神，去促使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改变发生。

       学会放弃、绝不行贿、自我更新、承担社会责任⋯⋯万科34年，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完善的市场里一直坚持现代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并且做到了。未来，无论我在与不在，万科都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