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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与“不确定性”是2017年世界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稳健”基础上寻求中国经济的新动能，是保持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应对经济风险的最佳方式。2017年8月19日，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在宁夏银川拉开序幕。开幕论坛上，企业家们探讨如何平衡“稳健”与“致远”，探讨中国企业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谋求自身发展，同时助力中国经济。“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产业，都是中国经济希望之所在。”我们将企业家之观点编辑成文，以共勉。

       王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处于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重大转变中。那么，我们如何“走出去”？中国当下一代的企业家已经成长，不仅在财富上、“肌肉”上强大，在头脑中也已经开始建立全球价值观。那么未来我们要用怎样的价值观影响全球经济？首先请丁立国谈一谈看法。

       丁立国：“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机会，对经营几十年的国内老牌企业也是一个重大的机会。但是在机会面前，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自己是否具备走出去的能力、实力以及信心。以钢铁行业为例，过去20多年是钢铁行业大发展时期，但随着“去产能”政策的提出，钢铁行业如何继续走下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们已经对全球钢铁市场进行了调研，希望寻找到“走出去”的目的地。从东南亚、中东到非洲，从蒙古、俄罗斯甚至到朝鲜，最后我们选择了文化风俗与我们相近、海陆经济都有对接的东南亚。东南亚共有10个国家、6亿人口，钢铁产能3000万吨，但需求却达到了8000万吨。经过三四年的尝试，我们不断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更坚定了走出去的信心。我想这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拥有敢于担当、敢于面对的精神。“一带一路”对我们不仅是机会，更是新动力。

       王巍：王石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标杆性人物。几十年来，他不仅把一个行业做到了顶级，更最早地把中国房地产行业带出了国门，走向国际化。请王石谈一谈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王石：我先谈对稳健与动力的理解。什么叫稳健？企业做大做久、有影响力之后就会先求稳健，国家也是如此。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稳健发展仍然排在第一位。

       在宁夏银川谈 “一带一路”，让我很有感慨，感慨银川的地理位置，因为自古以来银川就是“一带一路”上的重镇。虽然不能说西部发展就靠银川、靠中卫，但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它们在无形中扮演了这样举足轻重的角色。而除了这些在“一带一路”中占据地理优势的地区外，中国其他地区也都在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比如雄安新区的建设就立足于京津冀一体化，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要结合“一带一路”的特征重新审视这个新格局。

       王巍：接下来有请阎志谈一谈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阎志：首先，我很认同丁立国的观点，“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动力，“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巨大的机会。比如，我们公司收购了捷克一家轻型飞机制造厂，带来很多新的技术，也带来很多新的市场。这家制造厂生产出的飞机在遇到危险情况时，按一个钮就可以打开降落伞，百分之百安全。这样的机会和市场就是 “一带一路”带来的。

       动力和稳健是相辅相成的，稳健增长的预期越大，动力越足。动力还来自于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包括车、房、文化、旅游、健康等等，这些需求会带来新的动力。当然，动力也来自于越来越开放的市场。如果市场对民营企业越来越开放，动力也会因此越来越足。我相信这么多新的动力，一定会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

       王巍：1992年，我跟洪崎在北海第一次见面。他当时在筹备交通银行北海分行，我当时在筹备北部湾公司，我们可以算是最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人。请洪崎谈谈这二十年的经历。

       洪崎：我先讲一下对“稳中求进”的“稳”的理解。在当前这个背景下提出“稳中求进”是有深意的。第一，在对改革前三十年进行总结之后提出的“稳”是行稳至远，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按客观规律办事。改革三十年的高歌猛进，实际上是以规模比较粗放的方式，以GDP为目标的增长方式实现的，虽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式，但的确是一种增长。在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之后，目前就进入了我们所说的新常态。其实，新常态也是一个“稳”字，客观的稳。中国经济增长，客观上已经进入了稳态。我国经济运行无论是V型还是L型，波动都已经小了很多。波动小也源于企业、政府在把握未来规划、成本核算、国家政策时所做的调整，在一个稳的新常态下进行思考。

       第二，现在谈论“稳”，也就说明前进中还存在许多障碍，不稳的因素。所谓不稳的因素就是风险的集聚。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服务实体，要加大风险防范，还要深化金融改革。现在就是要把金融稳定、经济稳定，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重中之重，以保证未来经济能够稳健的向前发展。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结构性失衡。我们现在供给大于需求，制造业有70%多的产能是过剩的，传统的需求几乎不存在短缺。中国要跨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思维。从国内来看，处理好存量问题，解决好创新、扩大需求的问题，使消费能力增强，需要转型升级，用新的供给释放新的需求。但是真正的发展还要有更大的市场，就是国际市场。因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输出时期，如果没有自己的市场，那么未来可能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带一路”建设就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是一个长期战略。

       王巍：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四次在讲话中谈及金融，他提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下面请陈东升分享一下在金融市场上对稳中求进的看法。

       陈东升：金融工作会议的核心思想是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我觉得这是永恒的主题。金融就是经济的血液，金融就是经济效率的总指挥。邓小平有一句话说的很准确，“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这些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创新成为一个很时髦的词，创新也带来很多风险。成功了可能就是创新了，失败了可能就是金融风险。

       前几年，股票市场从六千点一下降到两千九百点，最后是国家在救市。实际上在银行系统、证券系统、保险系统都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所以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很重要，而最重要的还是要促进金融改革。我认为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风险、金融改革这三方面是互为一体的。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可以说是为中国经济实现全面崛起，实现中国梦，所做的一次金融方面的准备。而这次金融准备会让好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让坏企业或者发展不好的企业受到遗弃。这次会议也有很多重要的改革信息，比如过去三十年，我们引进外资，带动制造业的活力、效率，接下来服务业和金融业也要像当年引进外资一样，把效率和活力搞上去。

       当前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地方政府的举债。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继续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借款和增加其负债，并预计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比例上升到47%。此外，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去杠杆的重要性，并提出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据社科院研究报告披露，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2015年底负债率高达156%，位居全球前列，企业负债压力凸显，而且严重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所以我们要防范国有企业、民营金融企业风险，政府也要抑制举债，这是很核心的方面。另一个是国家金融改革非常坚定。金融的对外开放、人民币资本可兑换、资本市场的注册和退出机制，这些政策都体现了改革思想的坚定。所以对于未来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我充满信心。

       怎么看“一带一路”？我觉得中国经济今后40年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就是我们讲的稳健和动力。首先是稳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使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稳中求进就会成为整个国家最核心的主题。而稳中求进的核心是要发展，要寻找新动力，新动力的核心则来自于消费。彩电、冰箱、洗衣机拉动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的第一波高速增长；房地产和汽车拉动了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第二波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下一波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是消费，是娱乐、旅游、休闲、健康、养老的消费。经济的新动力实际上是一种消费的动力，消费的动力也包含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动力，我认为有三个。第一个是城镇化。李克强总理谈到，城镇化还是核心的主题，还会持续十年到十五年。第二个是中国经济转型，服务业、消费业升级。第三个就是走出去。中国经济的现状是，部分产业过剩，部分产业在结构调整、升级，我们要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转移的过程就是走出去。我认为城镇化、服务业升级和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这三大动力恰好契合了中央所提出的三大经济战略和决策——经济新常态、“一带一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位一体”互相补充、互相推动、互相促进。中国从过去一个贫穷国家逐渐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把我们的经验推广到第三世界，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另一个意义所在。

       王巍：“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已经非常热，但是在国外还处于观望阶段。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一带一路”仍然被称为 “一带一路”倡议，还不清楚中国的“一带一路”到底能给全世界发展带来什么。因为每一个经济体的崛起，都会带来新一轮全球洗牌。

       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全球化的价值观？中国发展到今天，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价值观也应当是全球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在全球新的普世价值观中，中国企业家将起什么样的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国企业将给全球带来怎样的价值观？

       丁立国：中国儒家思想主张内外兼修，我们做企业，最容易修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关键是我们如何把心定下来？我认为核心是要考量自己，考量自己具备怎样的能力，是追求一个阶段的闪耀，还是追求持续发展？另外，企业走出去，企业家就应该有一种责任，一份担当，我们应该为这个社会，为这个行业赢得尊重和尊严。这是企业家从事商业改革的最终目的之一。

       王巍：大家都知道万科这么多年来，始终坚守底线，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不仅是在房地产行业，在整个中国企业界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下面有请各位谈一下“一带一路”的价值。

       王石：说到国际化，我们自然要学习西方国家，同样西方国家也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是单纯因为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化，而是因为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自己特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西方学术界非常认真地把中国国学当作一个显学，教授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的课程很受欢迎。反之，在中国，我们对自身文化却重视不够。

“一带一路”更多的是新一轮的自我认知，是进一步的自我更新、改革开放。想要更深刻地理解“一带一路”，我们需要先自我学习，从我们自身经历中挖掘经验，未来才有希望。

      

       阎志：“一带一路”走出去首先应该传达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善意，我们是去帮助做市场，帮助做基建，帮助把企业做好。其次，应该传达中华文化的友谊和友爱，和而不同，这些可以通过企业派出去的人员，通过项目的落地传递出去。最后，更重要的是应该传递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特别是亚布力论坛企业家的精神，把我们坚韧不拔、吃苦耐劳、不畏严寒的精神带到“一带一路”建设上。

       洪崎：“一带一路”建设的“互联互通”中有一条是民心相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带一路”的每个国家都非常复杂，从西亚、中亚、中东一直到欧洲，“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企业家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风俗习俗，了解整体投资环境。同时，也要让当地政府、企业家了解中国企业家的精神。

       我想最重要的是包容性发展，以和为贵，使我们规避各个国家在粗放式经营、粗放式发展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实现双方共赢。

       陈东升：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定会伴随金融、文化、科技、教育等一系列的快速发展。经济的交往融合往往就是文化的交往融合。实际上商人做生意、交朋友，要互相了解，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这就是文化融合、融通的过程。所以当中国成为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国文化也就成为了世界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在经济上获得多高的地位，未来中国在文化上就应该取得多高的地位，中国的价值观也应该成为普世性价值，成为世界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