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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在向新常态过渡阶段主要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第二产业需求饱和、产能过剩、能耗污染，已经不能成为未来经济增长量的来源，未来应主要做质的提升；二是第三产业潜力巨大，是未来经济增长量的主要来源，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的主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要在第二产业进行质的转型，挖掘新兴行业，创新新生行业，把握周期行业，淘汰夕阳行业，更要在第三产业创造和挖掘新机会，中国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经济在新动力下持续前进。

从中美经济的差距看产业结构潜力

       以人民币计算，2015年中国GDP为67.67万亿元，美国为111.78万亿元，美国高出中国约65%，而人均水平更是中国的7倍。

       从近年来三大产业增长的比较上看，2015年中国第一产业（农业）已经达到美国的4.99倍，略高于中美人口之比的4.27，由于人均农业需求几乎是恒定的，可以说第一产业在总量上已经接近增长的平衡点。

       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方面，中国在2011年从总量上超过了美国，2014-2015年增速开始明显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意味着原来高速工业化进程已接近完成，粗放增长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更有待解决。中国在第二产业的追赶，未来将主要在质而非量的方面。

       第三产业则是中美差距所在，美国第三产业产值是中国的2.6倍，而美国的第三产业占整个GDP的比重达到了80%，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未来中国的追赶，第三产业在总量上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中国产业结构虚与实的比较

       人们在虚实认识方面一直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在古代，中国重农轻商导致错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先机；在信息时代初期，我们重视硬件轻视软件，导致了我们在知识产权方面发展滞后；现在，我们视制造业为实体、视金融等服务业为虚拟，可能会耽搁产业结构现代化的转型。

       1. 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能耗效率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单位能耗的产出效率比中国高42%，而德国和日本是中国的两倍，这个差距固然有技术方面的原因，而主要是产业结构比例差异造成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第二产业单位能耗是第三产业的2.5倍。如果扣除交通运输行业，第三产业的单位能耗指数则仅为第二产业的1/6；如果第三产业的比重能增加到70%以上，整体GDP能耗效率将至少提高75%。届时，我国的能耗效率将超过美国，如果再考虑科技进步因素，效率会提高更多。

       2. 就业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第三产业创造了超过81%的就业岗位，第二产业仅有17%左右。中国自1994年起，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就多于第二产业，从2013年起，第二产业就业岗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却同时更快增加（图3）。在新常态下，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主要就业方向，将形成中国重要的中产阶级群体。

       3. 收入比较

       在工资收入和增长速度方面，第三产业也表现突出（如图4）。由低工资形成的人口红利并非真正的红利，工资高、消费能力提升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改善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红利。第三产业具有能耗低、工资高的特点，无疑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居民生活水平现代化的主要产业。

       由此，我们发现制造业并非完全实，服务业也并非完全虚，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现代服务业将在总量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而制造业需要在质上进行改善。从行业周期和发展趋势上分析，制造业将分为新兴行业、新生行业、周期行业和夕阳行业。新兴行业是指由于新科技产生的新行业，比如人工智能带来的传感器元器件等；新生行业是指由于技术换代形成的行业升级，如新能源等；周期行业指伴随人口变化和经济周期波动的领域，如房地产、钢铁等等；夕阳行业指逐渐被新技术淘汰的领域，如BP机、个人电脑等。如果不能适应新科技、新消费，实体制造也是过剩的产能、过剩的泡沫和污染的垃圾；如果能给人们带来消费的创新，服务业也成为刚需，金融行业也成为科技创新和消费升级的资本之翼。

中国产业结构虚实均衡的制度供给与保障

       综上分析，判断行业是否虚实、是否泡沫、是否过剩，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如果能够满足消费的市场需求，在上游满足这些最终消费需求的原材料资源、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源等生产需求，就是实在的，如果超出市场的需要，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金融行业，都是过剩的泡沫。有两种情况可能市场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判断是否泡沫，一是价格波动对应的生产反馈周期滞后，可能就会造成更加剧烈的波动，使得市场难以自行出清或恢复均衡；二是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外部性，形成了社会成本，无法自动成为行为企业的内部成本，使得其破坏行为难以得到社会成本的有效约束。这时，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等制度，控制波动的幅度，内生外部性成本，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

       因此，应面向最终消费、中间生产和资源供给三个层面形成市场均衡机制，具体表现为：其一，金融均衡调节机制：对于金融波动和风险防范要建立投融资均衡和逆周期波动的机制，解除对金融创新的约束和限制，回归金融作为投资与融资平衡的本质。如果金融过度偏重于投资，而忽视了融资的功能，投资回报与融资成本、融资企业的价值创造相脱节，就会产生泡沫，导致金融失衡。

       其二，外部性内生化机制：对污染与生态破坏建立资源税、排放税等根据程度和数量动态计算的税收成本机制，改变企业的投入产出对比，使得企业愿意投入进行污染与排放的减轻与防范机制，避免或放任污染排放、甚至停产停业等极端的措施，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结合起来，使得人们能够充分享受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达到和谐的均衡。

       具备了以上两类制度，中国新常态面临的结构调整和污染生态这两大挑战将迎刃而解。杠杆问题、库存问题、产能问题将由制度保障下的市场自行平衡解决，而第三大挑战—贫富差距问题则需要社会保障体系区分劳动能力缺失与否设计解决。

       中国的新常态，将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现代化过程，将是污染的工业化向环境生态和谐均衡的新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将是人们收入显著提高、广泛享受科技进步的过程。在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供给的是不断改革的新制度，而真正实现转型的是企业家的力量，市场会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率，夕阳行业的企业破产而新兴和新生行业企业诞生，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资本将发挥巨大优势，成为科技创新、生活改善的美丽翅膀。